如何识别和塑造亲子关系的推定适用范围（提升亲子关系中的有效沟通）

我国现行û有亲子关系推定的规定。在隐私实务中，却需要法官对亲子关系推定作出裁判。亲子关系推定，是指为确定父母子女间的血缘、身份关系，在子女受胎(受孕)期间或者出生时与母亲有婚姻或性关系的男子中，推定一男子为该子女的父亲。

案例

蒋伦芳辩称：黄欣受胎时张学英存在婚姻关系;黄永彬在30年前就经医学诊断为无生育能力，与她同生活38年都无亲生子女，故黄欣不是黄永彬的女儿，蒋伦芳û有给付黄欣抚养费、抚恤金和遗产的义务。张学英受到计划生育行政罚款6000元的处罚，不是黄永彬生前的债务，与蒋伦芳û有任何关系，不应由蒋伦芳承担。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张学英因Υ反计划生育受到行政处罚，责任应由张学英本人承担。原、被告与张学英所受计划生育行政罚款û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黄欣要求蒋伦芳给付张交纳其计划生育罚款6000元，û有根据。蒋伦芳û有抚养黄欣的法定义务，黄欣要求蒋伦芳给付抚养费，û有根据。抚恤金是黄永彬所在单λ对黄永彬家属发给的具有ο问和帮助性质的费用?是按职工死亡时家属的具体人员来给付的。黄欣主张蒋伦芳给付抚恤金，û有和事实根据。黄欣认为自己是黄永彬之女的证据，均为传来证据，且不能形成证据锁链，不能确认黄欣系黄永彬之女。黄欣要求继承黄永彬遗产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不应支持。判决驳回黄欣的协商请求。

评析

我国现行û有亲子关系推定的规定。在隐私实务中，却需要法官对亲子关系推定作出裁判。亲子关系推定，是指为确定父母子女间的血缘、身份关系，在子女受胎(受孕)期间或者出生时与母亲有婚姻或性关系的男子中，推定一男子为该子女的父亲。

关于亲子关系推定，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以其母亲的丈夫为父亲，且为婚生子女。也就是说，在子女出生前的受胎期间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不论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也不论其起止时间是否与受胎期一致，所生子女应当具有婚生子女的身份。因为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与妻受胎时的合一是确定子女婚生身份的前提。2、非婚同居期间受胎或者出生的子女，以其与母亲同居的男子为父亲;3、在子女出生时母亲的丈夫与受胎时母亲的丈夫之间，推定子女出生时母亲的丈夫为子女的父亲;4、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和受胎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之间，推定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为子女的父亲;5、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以同意采取该方式生育子女的为父母。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推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异，即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受胎在事实上与夫毫不相干。因此，在推定婚生子女的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此加以否认。夫或妻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妻并非因夫而受胎，有权提起否认该子女为婚生之诉。至于夫不能引起妻受胎的具体原因，在所不问，只要能导致事实上夫不能使妻受胎即可。如：被推定的父亲与母亲û有发生性关系，但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除外;通过医学方法证明子女不可能是被推定的父亲的亲生子女;有其他事实证明子女不可能是被推定的父亲的亲生子女。

本案推定亲子关系的基础事实有两个，一是黄欣受胎于其母张学英与陈生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是黄欣出生于其母张学英与黄永彬非婚同居期间。

由此可推定出两个事实：黄欣的父亲是黄欣受胎时与其母张学英有婚姻关系的陈生奎，或黄欣的父亲是黄欣出生时与其母张学英有非婚同居关系的黄永彬。这两个可推定的事实是不相容的。肯定或否定哪个可推定出事实，都须由当事人对推断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负举证责任。

举证不能，推定事实不能成立;推定所得的事实不合乎情理或具有可反驳性时，推定事实也不能成立。黄欣的法定代理人不能向法庭举出排除黄欣受胎时与其母张学英有婚姻关系的陈生奎为黄欣的父亲的证据，如陈生奎与张学英û有发生性关系，或医学方法证明黄欣不可能是陈生奎的亲生子女，或有其他事实证明黄欣不可能是陈生奎的亲生子女的证据，应属举证不能，应自担其责。

相反，蒋伦芳却向法庭举出黄欣受胎时陈生奎与张学英存在婚姻关系;黄永彬在30年前就经医学诊断为无生育能力，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38年都无亲生子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黄永彬生前否认黄欣是其女儿，遗嘱也û有承认黄欣是其女儿、给其遗产的证据。根据“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以其母亲的丈夫为父亲”的亲子关系推定原则，以及当事人向法庭举证情况，法庭认定黄欣主张其为黄永彬的子女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其推定主张不能成立，判决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1篇

什么是亲子鉴定亲子鉴定就是利用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从子代和亲代的形态构造或生理机能方面的相似特点，分析遗传特征，判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是亲生关系，是鉴定的主要组成部分，亲子鉴定在国内古代就已有之，如滴骨验亲，滴血验亲等。

亲子鉴定要注意什么在确认亲子关系协商或离婚协商中，有关亲子关系处理问题亲子关系协商是身份关系协商的一种，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认领之诉，即否认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协商中直接证据的缺乏和亲子关系证明责任的高标准，使得亲子鉴定成为关键性证据。亲子鉴定技术简便易行、准确率较高，从技术手段方面来讲，目前被广泛采用的DNA鉴定技术，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在99。99％以上，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则几乎达到100%，在协商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当事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类纠纷应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中争议比较大，法院往往很难定夺。由于亲子鉴定事关重大，涉及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一方要承担与其协商请求相适应的举证责任，即其生父和生母有同居或受胎之可能的基本事实。如果过分强调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势必使请求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但如果忽略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亲子鉴定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其实施必须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有利于子女的更佳利益构成必要性；所谓正当性，是指当事人在请求进行亲子鉴定时，已具有推论亲子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证据，使进行亲子鉴定成为正当的收集证据的手段。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时，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也可以说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由于亲子鉴定使用的是人体生物学样本，本人是否同意鉴定、同意采样，关系到人权问题，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做亲子鉴定，但可以按照更高人民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作出处理。在有关亲子关系的纠纷中，一方面要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保护相对方的人身和人格权利不受侵犯。面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应当将未成年子女享有的被抚养教育的权利置于隐私保护的首位。

（来源：文章屋网 ）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亲子鉴定是解明亲子关系的利器。亲子鉴定协力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勘验协力义务，其义务范围和主体范围均较为广泛。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法理依据有协商经济、证明妨碍及事案解明义务三个。是否科处被检人协力义务，在实体上应当本着保护子女更佳利益的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在程序上应当具备一定的要件。被检人在具备正当理由时得拒绝鉴定，但不当拒绝的，可对其进行直接强制或间接强制。我国解释(三)第2条意义积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适用条件不明确、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缺失、拒绝鉴定所生效果较为模糊、适用的主体范围偏窄以及与实体法没有很好地对接等。

一、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涵义、性质、内容及范围

由于勘验与书证都属于物的证据方法，仅在具体调查方法上存有差异，故除特有规则之外，勘验多准用关于书证的规范，勘验协力义务自然也不例外。基于对文书持有人所有权及处分自由的尊重，旧时各国或地区的隐私协商立法均对当事人的文书提出义务予以限定，但这种以契约型纠纷为基础的规则难以适应以侵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型纠纷。为了消除证据偏在给举证人带来的不利益，确保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协商武器的实质平等，自上世纪末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纷纷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现多将其设定为一般性义务。而对于勘验来说，勘验物虽然也涉及所有权，但由于它仅以勘验标的物的性质、状态为内容而不关涉人的思想状态或精神生活，从而即使在文书提出义务仅为限定性义务的旧法时代，勘验协力义务的范围亦较文书提出义务更为广泛而属于公法上的一般性义务。[4]142就亲子关系协商而言，基于公益及保护子女的要求，被检人协力进行亲子鉴定的义务应高于一般勘验协力义务。但由于亲子关系协商采行职权探知主义，法院应当尽力探知事实真相;并且在有些情形下，如本文部分所述，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不宜得到解明。从这个角度言之，被检人的协力义务又相对较轻。

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法理依据

(一)证明妨碍

(二)事案解明义务

当事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并非单一，而是委诸法院自由裁量决定，具体可根据义务违反的程度及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所为主张之真实性的盖然性高低而定。若存在重大义务违反，原则上可以考虑转换证明责任;若仅属于轻微义务违反，则可纳入证明评价范畴;至于其他情形，则应分别情形，或者以“可反驳的真实推定”作为重生之贼行天下处罚效果，或者在证明责任转换与证明评价之间进行评估和选择。[8]163－164

三、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科处

(一)实体面的利益衡量

在亲子关系协商中，亲子关系的解明受制于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生物学上的亲子血缘关系是否能够得到确定，二是真实发现以外的利益的保护。前者涉及的是，能否有效地利用科学鉴定技术证明生物学上的亲子武动乾坤血缘关系。由于现代dna技术的盖然性已几近百分之百，从而问题一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从追求血统真实出发，若是鉴定与协商争点具有关联性、重要性及有效性时，法院就应当启动鉴定程序。但若是过分执着于血统真实主义，追求亲子关系与事实亲子关系的完全一致，则不仅有侵害当事人隐私权(dna检测揭示了受检人的诸多个体资讯)和子女利益之虞（注：比如，子已由上的父亲抚养多年，且二人已发展出良好的感情并有继续共同生活的强烈意愿，则即使子的生物学上的父亲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但这时进行亲子鉴定就很可能有害于子。在这方面，法国法运用“身份占用”和“时效”两项制度有效地调和了身份关系的真实性与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参见邓学仁:迈入新世纪之亲属法，月旦法学杂志，2000年7月第62期，第78－80页。），也使国家负担过重。从而在尊重血统真实的前提下，亦应当考虑子女利益、被检人身体的完整性、个人资讯的保护以及身份关系安定性的维护。因此，在合目的性上，是否进行亲子鉴定，应当本着平衡保护各方利益的原则，以必要性(必要且不可或缺)为限，如法官可以经由其他间接证据获得心证，就没有必要进行鉴定;在具体的手段上，应贯彻比例原则，要以达成解明亲子关系这一目的的“必要且更小”的限度为界限，也即对于被检人的侵害应当尽可能的小，比如以毛发作为检材足敷使用时就不应抽血进行鉴定。

(二)程序面的考量

此外，由其公益性所决定，亲子关系协商的证明标准应当较财产型隐私协商的更高，但过高的证明标准会限制其他证据方法的使用，导致协商过分倚赖亲子鉴定，使其沦为法定证据。因此，证明标准的合理设定，对于亲子鉴定证据功能的充分发挥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个案的千差万别，难以对亲子关系协商的证明标准作划一的规定，只能委诸法官综合比较衡量实体法和协商法上的各种因素而为个别的决定。

四、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正当事由及对不当拒绝的制裁

(一)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正当事由

(二)对不当拒绝亲子鉴定的制裁

若被检人拒不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就是否可以强制其履行以及其后果如何，理论和实务均存在一些争议，大体上可以分为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处理方式，前者是对被检人的身体直接施行强制以迫使其履行协力义务的制裁方式，后者则否。

1．直接强制

2．间接强制

不过，日本法的规定颇具特色，对于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者既不采直接强制亦不采间接强制。根据日本2003年制定的新人事协商法，包括亲子关系协商在内的人事协商采行职权探知主义，法院不得以当事人未从勘验忍受或勘验物提出命令而拟制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为真实，而是仅得将其作为全辩论意旨，根据自由心证进行处理。但日本的审判实务并未遵照上述立法，如在请求认领子女协商中，若被检人不予配合，而法官又难以形成确实的心证，法官通常会做出不利于被检人的事实推定。但推定不能适用于亲子关系否认之诉。[16]

五、对解释(三)第2条的评析

，适用条件不够明确。首先，该条对亲子关系协商的公益性考虑得不够，由于亲子关系协商实行职权探知主义，在一方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法院应当先行恪尽职权调查的职责，而不可直接进行事实推定。其次，没有规定当事人得在一定情形下拒绝亲子鉴定，不无漠视血统真实之外的价值之嫌。至于该条中的“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其意应当理解为，一方当事人提不出任何证据以反驳对方且拒绝亲子鉴定，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这时法官得形成对方当事人主张成立的心证，而非对拒绝鉴定事由的规定。再次，法官何时可以进行事实推定，该条仅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进行了规制，即请求一方当事人已经提供了必要证据，而另一方既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对方的主张又拒绝亲子鉴定，而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根据前文阐述，为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还应当综合考虑妨碍行为人的可归责程度、亲子鉴定对于协商的重要性、协商当事人和子女的个人意愿等因素。

第二，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的缺失。对受事实推定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考虑不周，没有规定推定之前法院应当行使阐明权，并赋予该方当事人进行申辩的机会。

此外，我国隐私实体制度的不完善也可能影响该条功能的发挥。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当属婚生推定制度。试举一例，一男子以“公告送达”、缺席审理的方式获得离婚判决，并嗣后再婚，此间其前妻在娘家待产、生产、抚养幼子。某日，该妇女突然获知自己已“被离婚”且其子与前夫的父子关系不被前夫承认，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父子关系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在法官决定进行亲子鉴定之际，该妇女却死活不同意，其认为孩子是婚生子，做亲子鉴定是多此一举，既抽血伤害孩子，也有辱自己。这时法官如迳行以该妇女拒绝亲子鉴定而推定父子关系不成立，显属不合理。由于缺乏婚生推定制度，我国没有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与确认之诉予以区分。而在其他法域，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否认亲子关系之诉以上的亲子关系的成立为前提，而成立亲子关系的主要途径就是婚生推定。通说认为，能够作为确认之诉协商标的的一般只能是关系，并且即使是上的亲子关系要作为确认之诉的协商标的，也必须有确认利益存在，即在与被告的关系上，原告的地位正处于不安状态，如果仅是作为解决财产关系的前提条件而有确定必要的，并不足以构成确认利益。[12]210因此，就所举案例而言，该妇女无需也不能提起父子关系确认之诉，而是可以直接要求其前夫履行抚养义务。如果其前夫不承认父子关系，应当由他提起否认父子关系之诉，并且要达到否认父子关系的目的，他必须首先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婚生推定，而不应直接科令孩子接受亲子鉴定，除非已有证据证明存在夫妻已分居较长时间等显然无法由夫受胎的情形。

注释:

[1]纪宗宜，姚澜．鉴定证据研究[m]．北京:国内人民公安出版社，2009．

国内政法出版社，2009．

[3]许士宦，等．父子关系协商之证明度与血缘鉴定强制———以请求认领子女之诉及否认婚生子女之诉为中心[m]//．台湾

[4][日]林屋礼二ほか。隐私訴訟法入門(第2版補訂版)[m]．东京:有斐閣，2006、

[6]沈冠伶．证明妨碍法理在医疗隐私责任协商之适用[j]．台大法学论丛，2009，38(1):168．

[7][日]春日偉知郎。父子関係訴訟にぉける証明問題と鑑定強制(檢証協力義務)[m]//。隐私證拠法論隐私裁判にぉ

ける事案解明東京:商事法務，2009、

[8]姜世明．协商上非负举证责任一造当事人之事案解明义务[m]//．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台北:台湾新学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6．

[11]王洪．论子女更佳利益原则[j]．现代法学，2003、(6):33－34．

[12]邓学仁，等．dna鉴定———亲子关系争端之解决[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

[16]陈飏．亲子关系协商中的血缘鉴定之强制性[j]．现代法学，2010、(1):92－93．

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1年卷．厦门:厦门出版社，2011．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在我国隐私实践中推定在许多情况下被误用了，因为人们忽视了它的根据。密切结合我国隐私实践，就“推定的根据”之性质、种类和功能；两种以上“推定的根据”之间的冲突；同一案件中两个推定之合理顺序；医疗事故协商中过错推定的根据；以及在亲子关系中的推定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相应的处理规则和方法，对我国隐私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引言

目前，我国证据法学术界和隐私界在谈到推定的时候，存在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观点和实际动作。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鼓励法官们大胆运用事实推定。这种观点写道：“ 无法将人们依据事物常态联系进行推定适用的经验法则做出周密的设置。且事物的联系复杂多变，协商实践若少了法官根据事实的推定，推定的价值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折损。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不能单纯依所确定的经验法则来推定，它应该有多种形式的补充。”[1]问题是：我们国家对“推定”有哪些种类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怎么谈得到对它进行补充呢？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我国各类（隐私程序法和隐私实体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行政协商法和行政法等等）所规定的推定规则进行系统整理，系统分析，按照一定的标准，保留那些正确的推定规则，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推定规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谈得上 发展 其他的推定和事实推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推定在审判中运用越来越普遍，但对推定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推定在具体使用中显得随意而无规则，法官适用推定缺乏约束机制，自由裁量权过大。”[1]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推定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审判实践中，不少审判工作者并没有准确地把握推定（特别是事实推定）的精神实质，显得大胆而无根据，换言之，他们在进行盲目而莽撞的推定实践。我们曾经一再批评审判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其实，进行推定（特别是事实推定），是更容易产生滥用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因此，应该严格限制推定、特别是事实推定的适用。推定是一种判案技术，用得得当，能够有效的解决案件的疑难问题，有效的发挥推定的作用；用得不当，会破坏和公共政策，这是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也是我下决心研究“推定的根据”的主要原因。

此外，“推定的根据”在推定的若干元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具体言之，它在推定的结构中起到桥梁或纽带作用；在判断某个推定是否正确的时候，它往往会起到试金石的作用；此外，如果想要有效地发展我国的推定规则，从推定的根据入手，应该是十分有力的方面。然而，目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极少，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二、“推定的根据”之客观性

推定的根据应该具有客观性。如果推定不具有客观性，就难以服人。本案中，在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出台之前，完全可以这一特征做出相应的推定。金华火腿之所以盛名于世，主要原因是它选用的是以主产于金华的

七、建筑悬挂物脱落致人损害协商中过错推定的根据

隐私案件种类繁多。有时即便专注 工作者也不知道已经有相关的规范，而求助于所谓似是而非的原则。在如下案件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006年8月22日晨6点多钟，南京王府园小区的吴小姐在睡梦中，房顶天花板突然坠落，正砸中她的正规。吴小姐被送往南京鼓 治疗 ，诊断为左眼皮肤裂伤1厘米，内有异物，要缝合；左眼污染严重，有大量碎屑。经过近一小时的清创和手术处理，吴小姐眼部更后被缝了10针[14]。责任该由谁承担？该房屋曾由南京翼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装修，2005年3月底装修结束。房东与装修公司之间订有协议，约定质保期为两年。但“翼超”先不承认是施工质量问题，随后又表示可以修复脱落的天花涂，就是不愿意对砸伤房客这一后果承担责任。房东请了一家家装监理公司来现场鉴定，在其出具的鉴定报告上，认定天花涂脱落是施工前期处理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14]。但“翼超”公司的一名副总经理仍不愿承认责任，说天花涂脱落是事实，但致其脱落的可能性有多种，如外力影响的敲打与震动、装修时施工质量存在问题、人为原因等。由于公司方面的人员和房东房先生事发时都不在现场，所以一时难以断定伤者的伤情就是脱落的天花涂所致[14]。

有人认为，该纠纷可以适用推定手段进行认定和解决。理由是：现在天花涂脱落和砸在床上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要推定的是事发时当事人是否有可能在床上睡觉，以及其所受的伤是否是被空中坠落的重物砸伤，如果完全吻合或有较大可能性，即应予以认定。当然，如果装饰公司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所受的伤与天花涂坠落无关，或经调查证实当事人是在其他时间或另外的场所受的伤，则其可据此主张免责[14]。

可见，如果把推定事实的方向弄错了，推定的根据 自然 也会弄错，那样就不可能正确的解决纠纷。

八、在亲子关系推定中须慎用dna技术

所谓亲子关系推定，是指为确定父母子女间的血缘、身份关系，在子女受胎（受孕）期间或者出生时与母亲有婚姻或性关系的男子中，推定一男子为该子女的父亲。这种推定，有规定的，属于推定的范畴。在规定之前，则属于事实推定的范畴。

dna鉴定技术在亲子关系推定中的使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 现代 任何 科学 技术（不仅仅是指dna鉴定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受到和道德的严格约束。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就dna鉴定技术在亲子关系推定中的使用谈些看法。

现在，有人把dna鉴定技术估计过高，认为在亲子关系的纠纷中，dna鉴定技术能够决定性的解决问题。如果有关当事人拒绝做dna鉴定，就可以推定他与某孩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这是不正确的、非常有害的观点。下面我来举两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案例1：被告拒绝亲子鉴定，法官推定其为孩子的父亲。有人叫“推定的生父”，也有人叫“亲生父亲可以被推定”。

至于推定的根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进一步探索。我认为在本案中，亲子关系的推定之根据完全来自于主审法院的个人经验和主观想象。不仅如此，其经验也是比较抽象的。让我们逐一分析。

1．维护程序的正当性，这是推定的根据之一。有人曾指出血缘关系不能推定。主审法官则认为，“法官首要的是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在本案中，如果我们不按有关证据进行推定，原告在被告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将永远无法证明两者有关系，更后案件结果的走向完全操纵在被告一人手里。”可见，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具有强烈的推定欲望。

4．法官一定要获得关于本案的事实真相，这是推定的根据之四。有人说，“但不排除吴勇的确不是欢欢父亲，但又碍于面子不愿做鉴定的可能啊！这样的判决是否对吴勇不公平？”主审法官说，“如果我不这样判，就意味着通过隐私途径希望获得救济的张庆，在履行了应尽义务后，却无法获得救济；而拒绝履行自己义务的吴勇，却得到了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才是不公平！”他认为，吴勇不愿有利于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缘于任何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想法。张庆了自己所能收集的证据，被告林燕也对事实供认不讳。这些都是对案件的必然性的一种印证。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要获取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得到吴勇的配合。“对于公民来讲，任何人都有义务提供能够证明事件真相的证据。”

从上面可以看到，本案亲子关系的推定中，其推定根据不具有客观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在所谓维护程序的正当性的旗之下，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具有强烈的推定欲望。其次，法官从自己所认定正确的社会公众的心理经验出发；无视更高人民法院有关亲子鉴定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要件、不得强制取证的批复，无视该批复赋予吴勇拒绝亲子鉴定的权利，当吴勇行使此项合法权利时，反倒被法官认定为故意逃避责任，推定对其不利。这其实是强制吴勇做亲子鉴定，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再次，法官如果在这里适用隐私协商的法定举证原则，将无法确保公正。从轻一点说，这是糊涂的、有害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公然违法。更后，法官一定要获得关于本案的事实真相。而要获取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得到吴勇的配合。“对于公民来讲，任何人都有义务提供能够证明事件真相的证据。”在这种陈腐观念支配下，法官不顾一切从事推定。这种推定哪里具有客观性呢？

另一个推定是过错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吴勇是完全有能力提供基因样本，却断然拒绝提供；(2）推定事实是：吴勇有过错；(3）推定的根据是更高人民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它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证明或者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或经验法则发现该证据掌握在其手里，在法院要求其提供的情况下，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可推定一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持有人一方。”在本案中吴勇是完全有能力提供基因样本的，这个样本可能对他有利，也可能不利，但他在无充分理由下断然拒绝，完全可以推断对其不利（即他有过错）。

这里涉及到证据法上的推定规则与隐私实体法规则的冲突问题。因此要全面看待，不可以偏概全。这是运用推定的方法论问题。另外，从更高法院的有关规定来看，也不能运用推定。依据更高人民法院有关亲子鉴定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要件、不得强制取证的批复，法院无权强制吴勇做亲子鉴定。

因此，无论吴勇是在何种情况下拒绝做亲子鉴定，都不能完全可以推断鉴定的结果对其不利。如果作出这种推断，就构成隐私协商上的“有错推定”，它是协商中“有罪推定”在隐私推定中的一种反映。

案例2：被告拒绝亲子鉴定，法官拒绝推定其为孩子的父亲。

试问这种亲子鉴定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所谓亲子鉴定中，首先能获得好处的是鉴定机构，它收取鉴定费用。其次是原来的丈夫或父亲，他由此可不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还会赢得一些人的廉价同情。

九、通过推定界定亲子关系的原则和方法

目前，亲子关系显得比较复杂和困难。亲子关系的鉴定场十分活跃。对于亲子关系，我国目前同时存在事实推定和推定两种状况。更多的是事实推定。一些有识之士对此表示担忧。我认为，从保护婴幼儿利益、维护家庭稳定的方针出发，通过立法手段严格限制亲子鉴定技术的滥用。建议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通过推定方式，采取如下原则和方法界定亲子关系。

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以其母亲的丈夫为父亲，且为婚生子女。也就是说，在子女出生前的受胎期间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不论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也不论其起止时间是否与受胎期一致，所生子女应当具有婚生子女的身份。因为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与妻受胎时的合一是确定子女婚生身份的前提。

这应该成为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子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2)推定事实是：子女之母亲的丈夫为父亲；子女为婚生子女。

2．非婚同居期间受胎或者出生的子女，以其与母亲同居的男子为父亲。

这应该成为一个事实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子女系在非婚同居期间受胎或者出生；(2)推定事实是此期间与母亲同居的男子为子女之父亲。

3．在子女出生时母亲的丈夫与受胎时母亲的丈夫之间，推定子女出生时母亲的丈夫为子女的父亲。

这应该成为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与母亲先后结婚的男子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一个是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结婚的男子，另一个是受胎时与母亲结婚的男子（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2）推定事实是：子女出生时与母亲的丈夫为子女的父亲。这体现了保护婴儿以及未成年人子女的政策。

4．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和受胎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之间。推定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为生父。

这应该成为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一个是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另一个是受胎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2)推定事实是：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为子女的父亲。这体现了保护婴儿以及未成年人子女的政策。

5、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以同意采取该方式生育子女的为父母。

这是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子女系通过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2）推定事实是：孩子之父母是同意采取该方式生育子女的。

2关于“推定的根据”之种类和功能。推定的根据主要有四种，根据其重要性和使用的广泛性可以做如下排列：、公共政策、隐私解释和经验。推定的根据具有两种功能：指导功能和检验功能。通过检验推定的根据，进而验证推定本身的正确性有多大。尤其在事实推定中，其推定的根据是否确实可靠，更是衡量事实推定本身之正确与否的标志。

3．同一个案件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定；他们之间可能互相矛盾，也可能互不干扰。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不需要作出特别处理。如果它们之间互相冲突，就需要确立一定的原则予以处理，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应当遵循如下顺序来推定：先根据，后根据政策，更后根据经验。具体来说，在有的情况下，应当先根据；在没有而有政策依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政策；在既无又无政策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经验来推定。

4．有时在同一案件的两个推定中，一个推定的根据是传统的证据规则，另一个推定的根据是现代 体育 事业 发展 的要求。这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矛盾。这时需要法官站在 历史 发展的高度看问题，灵活处理。

5．同一案件中两个并不矛盾的推定之合理顺序。有时在同一案件中存在两个并不矛盾的推定。由于它们之间不存在冲突，故无需规定冲突的处理原则。不过从推定的根据和协商效率原则来讲，仍要遵循一定的推定顺序。

6．医疗责任事故协商中过错推定的根据。在医疗责任事故协商中，举证责任倒置和过错推定作为两种手段。过错推定的前提是：完不成自己的举证责任。过错推定是“完不成自己的举证责任”的必然结果。该过错推定的根据是更高法院的隐私解释，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过错推定的根据除了来源于隐私解释之外，更多地来源于隐私实体法的规定。在案件中是否使用过错推定，应该首先查看隐私实体法和隐私解释，而不能作扩张解释。

7、 dna鉴定技术在亲子关系推定中的使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现代任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指dna鉴定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受到和道德的严格约束。

8．从保护婴幼儿利益、维护家庭稳定的方针出发，通过立法手段严格限制亲子鉴定技术的滥用。建议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通过推定方式，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比较准确地、合理地界定亲子关系。

致谢：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曾经以“推定的根据”这一课题在 国内 政法研究生院、上海 交通 法学院、南京师范法学院等作过演讲。部分老师和学生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对笔者后来进一步思考本课题以及更终形成本文富有一定的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1]这不能归纳为社会公共政策，可归纳为一般的社会心理—作者注。

【 参考 文献 】

[1]叶榅平．论证据法上推定的适用[eb/ol]．北大信息网，

[2]谢云挺．谁毁了千年名牌[n]。北京青年报， (7)。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4篇

一、涉亲子鉴定隐私案件的类型及特征

（一）案件类型：

隐私实践中，涉及到亲子鉴定的身份确认之诉表现形式繁多，而且不断有新情况出现，概括起来，笔者认为，以该类案件中涉及到的当事人身份关系为出发点，可分为三种类型：

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

该类案件双方有合法婚姻关系且子女系婚姻期间出生；男方怀疑或者发现孩子并非自己的亲生子女，于是提起离婚之诉或者在抚养纠纷中，男方提出子女非自己亲生，拒付抚养费。此类案件中，男方申请亲子鉴定多会遭到女方拒绝。

2、因婚外关系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

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婚前同居关系中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二是因为婚外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原告多为未成年子女，或者为女方，案由多为抚养费纠纷。

如，甲（男）与乙（女）同在某城打工，未婚同居，后来两人种种原因分手，分手时乙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而后乙另嫁他人，且婚后生育子女，后乙因其他原因离婚，遂以孩子名义甲要求支付抚养费，并提供照片、书信等证明甲与乙曾经有过亲密关系，庭审中甲否认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乙申请亲子鉴定，甲认为这将妨碍其现有家庭的和睦和侵犯其人格尊严，拒绝进行亲子鉴定。对此类案件法院判决结果亦有两种，一是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甲乙双方存在同居期间受孕并生育的可能性，此时乙方拒绝配合鉴定则推定乙方与子女具有亲子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乙方提供的证据及现实不足以使法官作出亲子关系的认证时，因更高法院相关隐私解释对亲子鉴定要求从严掌握，现甲方拒不同意配合鉴定，法院无法启动鉴定程序。亦不能以甲方拒不配合而推定亲子关系。

如，甲（男）与乙（女）系夫妻，后因甲出现婚外恋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乙遂提起离婚之诉，请求判令甲作为过错方赔偿乙方损失，但对于甲的婚外情乙没有有力证据，而是提出丙女之子丁是甲的私生子，要求对甲与丁进行亲子鉴定。甲与丙均拒绝。

（二）审理中所呈现的特征

1、案由分布广泛。

2、当事人矛盾激烈，上诉率高。

有关亲子鉴定的身份关系协商案件既涉及到儿童利益问题，许多情形下为单身母亲带着未成年子女生活存在巨大压力，无奈生父要求支付抚养费，或者是情绪激动的男方认为抚养多年的子女非自己亲生，认为自己感情受到巨大伤害，或提出离婚之诉，或提出名誉权侵权之诉。因身份关系的改变影响到双方各自的社会关系结构，故该类案件双方亲属参与较多，案件处理难度较大，一审服判息诉率低，上诉率相对较高，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会进入二审程序，另有部分案件进入再审程序，详见附图三。

二、处理亲子鉴定问题的困境

目前我国面尚无针对亲子鉴定问题的相关规定，有关此问题的法规基本没有，目前处理涉亲子鉴定案件除了可引用一些、证据规定里面的相关具有宏观指导价值的规定外，另有更高法院的两个批复中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在隐私实践中不易操作。而且，因为更高法院的批复不能直接作为判决援引的依据，由此导致适用上的困境。尽管如此，两个批复中确立的一些原则对处理有关亲子鉴定的案件仍有指导意义，因为两个批复体现了较强的国家政策性与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强调对子女利益的优先保护，可以给审判人员以宏观的指引。

（一）更高法院两个批复的规定及适用限制

（二）宏观指导性条款的规定及不足：

除了更高法院两个批复外，在涉及亲子鉴定案件的实际审理中，经常用到的规定有如下几条：（1）第2条：\"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2）更高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3）更高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在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隐私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其实，上述两种判决结果都有其合理性，只是因为对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而遵循了不同的原则，同时也体现了在法官将抽象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隐私的原则和理念起着重要支配作用。指导人们行为的滞后隐私理念会妨碍隐私公正和正义实现。所以，用什么样的隐私理念或者原则来指导这类案件的审理，直接决定了处理结果的妥当性。

三、\"子女更佳利益原则\"的适用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作为权利协调的一般原则，利益衡量是指当所确认的利 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适用方法。法官运用这种方法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后，一般是不急于去翻阅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适用的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就是实质判断加上依据。利益衡量是协商过程的必然环节，协商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过隐私进行利益衡量的过程。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利益衡量的思维方式贯穿始终。而且，鉴于个案情况的错综复杂，现有的规则往往无法应对个案的特殊情况，因此利益衡量更加彰显出其对于审判的必要性。正如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天下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利益衡量的普适性。运用利益衡量思维的法官不仅仅是被动适用，更是立法者的助手，在适用的过程中，法官需要明白立法者的意图，并通过个案的审理，赋予立法者的意图以鲜活的生命力。\"这种通过审判案件贯彻的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立法者想要但没能清晰表达出来的利益分配原则进行明确化的过程。\"

（二）涉亲子鉴定案件中子女利益的考量：

（三）子女更佳利益原则在中的体现：

我国没有直接引用\"子女更佳利益原则\",但在第2条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优先保护儿童利益原则一直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现实中，导致父亲与子女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很复杂，有些情况下，确实是因为女方违背了婚姻的忠实义务而生育了与丈夫没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但也有很多情况下，女方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过错或者根本没有过错（如因为婚前遭遇而怀孕），并非真正的想背叛家庭。人们对鉴定结果的关注，更多的是对配偶\"清白\"的关注。亲子鉴定的结果，虽然可以证明孩子与父母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但显然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的忠贞。这些问题，绝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而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

（四）利益衡量方法的具体运用：

四、隐私协商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一）坚持当事人主义法则为原则

（二）当事人主义法则的例外：

五、隐私协商推定规则的合理适用

（一）案件悬疑状况时推定规则的特殊价值：

（二）涉亲子鉴定案件中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形：

推定规则在涉及到亲子鉴定的案件中可以合理适用，主要有两种情况：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权；亲属；拒证权

维护伦理还是捍卫，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所激烈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当前我国界所要面对的一个难点。如只维护伦理，可能会违背；如仅捍卫，也可能亵渎了伦理。所谓亲属拒证权，是指规定如有人违法犯罪，其亲属在上依法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不检举不作证不构成违法犯罪，可被免予处罚；积极地一定程度上还有互相保护的权利。

一、设立亲属拒证权的价值分析

（一）符合人权保护发展潮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血缘关系是人类间更为牢固的一种带生物性的社会关系。这种无可摆脱的心理动力习惯，使人类之爱首先必然体现为亲属之爱、血缘之爱。经历过的人，回想一下那时夫妻互相揭发、父子互相批判的场面，那种家庭变成地狱的场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强制亲属之间互相告发，不但违背人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伦理亲情维系的家庭关系网络遭到破坏，而家庭关系网络一旦破坏，也就意味着以家庭为基础的国家关系网络更终也被破坏。美国著名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说过：“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种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1]对价值的选择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对利益的权衡过程，牺牲较小的、个别的利益乃是为了促使更重大的、基本的利益。

在诸多的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又被称为“证据之王”，因为它能以直接或间接感知涉案事情过程的当事人的描述和回忆再现事情的全部或部分，是隐私机关查证涉案事实的更有力证据。所以，古今中外的隐私机关莫不重视证人证言，尤其是在协商中，从而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而重口供、轻调查的思想也至今不绝，“亲亲相隐”原则的缺失，导致难以取证现象比比皆是。

（二）符合协商经济效益原则，节约隐私资源

有的学者就“证人与当事人的亲友关系是否影响其证言的可靠性”这一问题向法官作过调查，认为“有的情况下会影响”的占67%；认为“肯定会影响的”占31%；认为不会影响的仅占2%。表明绝大部分法官认为证人与案件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会影响证言的证明力。[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法官认为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但是隐私机关在进行对有关证人的传唤时所要完成的一系列程序却是不可少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隐私资源都是在无形之中被浪费了。若是设立了亲属拒证权，那么这一部分的证人就可以免于作证义务，有限的隐私资源也可以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三）符合证据制度的科学规律，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二、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构建

（一）亲属范围的界定

关于限定亲属拒证权的范围，由于我国当前的家庭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模式，近亲属的范围基本上以父母，兄弟姊妹为限，故将“近亲属”限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根据国内人的伦理观念，这个范围是大多数人比较容易接受的。

（二）亲属拒证权的使用规则

1、实体法方面

实体法上，笔者认为在我国亲属拒证权立法时可以考虑才用概括式立法，既通过限制容隐权的行使来规定容隐行为的范围，没有做出限制的其他一切行为可以容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重大利益时不得拒绝作证。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形式案件中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维护社会利益时，拒证权应让位于国家利益。

2、程序法方面

一部良好的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做保障，那么其执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为了保障亲属拒证权的实现，我构想了以下程序。

（1）主张拒证权的协商阶段。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时间无疑是在侦查和审判阶段，因此，证人必须在这两个阶段主张自己的拒证权。

（2）告知程序。新的规定被大众接受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如果证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那么这个规定等于一纸空文。所以在侦查阶段，隐私机关的调查人员应当告知亲属证人有行使拒证权的权利，在审判阶段，法庭也应当告知亲属证人有权行使拒证权，这样来确保亲属证人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

（3）救济程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设立亲属拒证权的同时，应当设立相应的救济途径，保证证人在此项权利没有依法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①申请复议：当申请人不服隐私机关作出的不享有拒证权的决定时，可向作出该决定的隐私机关申请复议一次；②控告权：如果隐私机关否决公民拒证权的程序明显违法，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了证人的拒证权，证人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③上诉、申诉权：如果证人请求拒证权被隐私机关驳回，申请复议后再次被驳回而被强制作证时，案件被告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者进行申诉，以证人享有亲属拒证权为由要求法院排除非法证据，达到保护亲属拒证权的目的。

从空白到填补这一空白，必须有一个渐进的高速适应过程，规定亲属拒证权制度要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其负面影响。因此，对亲属拒证权人的范围、拒证涉及的犯罪种类的范围、拒证行为的具体内容等都应当由明确列出。协商过程追求的目标是多元化的。通过协商不但要查明真相，惩罚犯罪，解决纠纷，在协商的过程中也要保护人权，保护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以及国家稳定。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因此，在协商过程中设立亲属拒证权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2]汪启和、游俊峰：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西北民族学报，2004年第3期，第90页。

更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2）

发布时间：

来源：更高人民法院

为集中展示更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中的隐私理念、审理思和裁判方法，法庭从2022年审结的3468件案件中，精选61个典型案例，提炼75条裁判要旨，形成更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2），现予发布，供社会各界研究和参考。

一、专利行政案件

1、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裁判要旨】判断一项涉及商业方法的解决方案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技术方案，应当整体考虑权利要求限定的全部内容，从方案所解决的是否是技术问题、方案是否通过实现特定技术效果来解决问题、方案中手段的集合是依靠自然规律还是人为设定的规则获得足以解决问题的效果等方面综合评估。

2、专利申请权利要求新增专利申请文件隐含公开内容的修改超范围判断

3、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判断

4、更接近现有技术的选取

【裁判要旨】选取更接近现有技术的核心考虑因素是，该现有技术与发明创造是否针对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问题、拥有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目标；优选考虑因素是，该现有技术与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是否足够接近。关于技术方案是否接近的判断，一般可以考虑发明构思、技术手段等因素。其中技术手段的近似度可以主要考虑现有技术公开技术特征的数量。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特定现有技术方案是否具有获得发明创造的合理成功预期，通常并非确定本专利更接近现有技术的要件因素或者优选因素。

5、“合理的成功预期”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考量

【裁判要旨】“合理的成功预期”可以作为判断发明创造是否显而易见时的考虑因素。综合考虑专利申请日的现有技术状况、技术演进特点、创新模式及条件、平均创新成本、整体创新成功率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尝试从更接近现有技术出发并合理预期能够获得专利技术方案的，可以认定该专利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合理的成功预期”仅要求达到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有“尝试的必要”的程度，不需要具有“成功的确定性”或者“成功的高度盖然性”。

6、发明构思差异对改进动机及技术启示的影响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316

【裁判要旨】在采用“三步法”判断发明创造是否具备创造性的过程中，判断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会对更接近的现有技术产生改进动机以及是否有将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相结合的技术启示时，如果发明与更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有改进更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得到本发明的动机；如果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现有技术不存在将上述对比文件结合以得到本发明的技术启示。

7、新颖性宽限期的适用

【案】（2020）更高法知行终588

【裁判要旨】专利法关于新颖性宽限期中的“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规定，核心在于他人违背申请人意愿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具体判断时，可以综合考虑申请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即申请人主观上是否愿意公开或者是否放任公开行为的发生，客观上是否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使其发明创造不易被公众所知晓。他人违反明示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根据社会观念、商业习惯所应承担的默示保密义务，擅自公开发明创造内容的，构成违背申请人意愿，属于“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8、具有一定缺陷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实用性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68

【裁判要旨】实用性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但不要求其毫无缺陷；只要存在的缺陷没有严重到使有关技术方案无法实施或者无法实现其发明目的的程度，就不能仅以此为由否认该技术方案具备实用性。

9、零部件外观设计一般消费者的判断

【裁判要旨】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通常包括在产品交易、使用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或者会关注产品外观的人。如果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决定了其只能被作为组装产品的部件使用，该组装产品的更终用户在正常使用组装产品的过程中无法观察到部件的外观设计，则一般消费者主要包括该部件的直接购买者、安装者。

10、兼具功能性和美观性的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裁判要旨】当产品某个部位的设计非为功能唯一限定时，该部位设计对于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取决于一般消费者对其关注主要出于功能考虑还是美感考虑。如果一般消费者在产品正常使用时对该部位的关注主要出于相关功能而非视觉美感的考虑，则可以认定该部位的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难以产生显著影响。

11、专利权期限届满通知的可诉性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54

【裁判要旨】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专利权已因权利期限届满而终止的既定事实作出的专利权终止通知，并未对专利权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未实际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果，一般属于不可提起行政协商的行政行为。

12、许诺销售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人销售产品的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具体时，即可以认定其存在专利法所规定的许诺销售行为；该意思表示缺少有关价格、供货量以及产品批等可能影响合同成立的内容，并不影响对许诺销售行为的认定。

二、专利隐私案件

14、说明书中技术用语特别界定和具体实施方式的区分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0

【裁判要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需要准确识别说明书记载的相关内容属于对权利要求用语的特别界定还是该权利要求的具体实施方式。说明书对此有明确表述的，以其表述为准；没有明确表述的，应当综合考量发明目的、发明构思、相关用语所属权利要求意图保护的技术方案等因素，从整体上予以考量。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0

【裁判要旨】说明书对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没有作出特别界定的，应当首先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该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而非直接按照日常生活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可以结合有关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公知常识性证据，并可优选与涉案专利技术所属领域相近程度更高的证据予以确定。

16、主题名称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9

【裁判要旨】专利主题名称本身构成或隐含了具体技术特征，或者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所在的，其对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裁判要旨】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完整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后认为，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克服某项背景技术的技术缺陷，且其系以摒弃该背景技术方案的方式来克服该技术缺陷，则不应再通过认定等同侵权将含有该技术缺陷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裁判要旨】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于同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为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而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其就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循以下途径请求救济：一是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二是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至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选择以支付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或者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产品上标识有真实且指向明确的经营主体信息（企业名称、企业、销售热线、注册商标等），被诉侵权人不能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该标识指向的经营主体构成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20、涉及多物理实体的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判定中所谓的“全面覆盖原则”，是指同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应当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而不必然要求同一主体的行为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对于需借助多个物理实体才能完成的通信领域的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而言，不应因为任何一方制造者未完整实施专利技术方案而使其都得以免除侵权责任。关于制造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的认定，仍然应当判断该制造者是否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且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

21、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

【裁判要旨】专利权人主动向被诉侵权人提供并意图使其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但未披露其专利权，直至被诉侵权人实施完毕方才请求侵权救济，被诉侵权人主张其已获得专利权人默示许可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22、现有技术抗辩基础事实的合法性

23、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

【裁判要旨】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限于专利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具体包括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侵权产品或者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专利侵权产品的情形，原则上不包括使用专利方法的情形。

24、“三无产品”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产品无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标识，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25、使用租赁产品的合法来源抗辩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使用者能够证明其使用的侵权产品系付费租赁而来，租赁价格合理且符合商业惯例，专利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使用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26、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93

【裁判要旨】是否守法规范经营和谨慎理性交易可以作为合法来源抗辩主观要件审查的重要考量因素。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使用者曾向权利人购买使用涉案技术制造的产品并且依约负有相关技术保密义务，后又于专利授权后以明显低于权利人专利产品售价的价格向他人购买相同产品的，其对产品的权利瑕疵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使用者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注意义务的，对其合法来源抗辩可不予支持。

27、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禁令救济

【裁判要旨】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适用更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断是否判令停止侵害时，除考虑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外，还可以考虑涉案专利的性质、当事人的过错、涉案专利权的权利状态和判令附条件停止侵害的必要性，以及专利权人的利益保障方式等因素。当涉案专利在性质上属于实施强制性标准所无法避开的必要专利时，判令被诉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的隐私责任应当更为审慎，更应重点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失衡、损害赔偿是否能够充分弥补专利权人损失、停止侵害是否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

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停止侵害判决附加条件。如，在判令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停止侵害的同时，可以给予其修改技术方案的合理宽限期，或者可以明确其停止侵害的义务至其实际支付充分的损害赔偿或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时止。

28、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损害赔偿计算基础的选择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9

【裁判要旨】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权的损害赔偿计算基础，可以根据产品零部件与使用该零部件的产品整体的销售模式、零部件对于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程度、零部件与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多项专利技术方案以及相关的价格、销量、利润等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确定以零部件或者该零部件所属的产品整体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若有关侵权零部件产品为耗材且通常向终端用户单独销售，在产品整体中的功能和作用相对独立、与产品其他部件的协同作用不显著，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利润率等证据较为充分的，宜选择零部件产品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

29、侵权人对外宣称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依据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以侵权人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侵权人抗辩该经营规模属于夸大宣传、并非经营实绩，但未证据证明其实际侵权经营规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该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

30、侵权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871

【裁判要旨】侵权人与专利权利人就有关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纠纷达成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专利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主张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31、专利权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支出一般不属于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维权合理开支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165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专利权人请求将涉案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列为维权合理开支的，一般不予支持。

32、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仍可判令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产品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视情予以支持。该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使用者与其他侵权行为实施者同为被告时，维权合理开支的分担可以综合考虑其各自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或者关联程度、对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顺利开展是否造成阻碍、是否导致维权费用增加等因素来确定。

33、专利无效后对调解书已履行部分显失公平的认定

【裁判要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已经支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与许可使用费总额之比，明显高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前的许可期间与整个许可期限之比，当事人以不予返还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34、专利侵权协商中的非法证据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222

35、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时可引导当事人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24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案件中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者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视情采取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裁定中止协商、裁定驳回起诉等不同处理方式，具体处理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人民法院对涉案专利权稳定性程度的初步判断。为有效促进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人民法院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专利侵权案件当事人基于公平与诚信之考虑，自愿作出双方双向或者单方单向的利益补偿承诺或者，即：专利权利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则放弃依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享有的不予执行回转利益；被诉侵权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经确权程序被维持有效则赔偿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利息。当事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之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后续审理程序处理方式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37、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的审理范围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696

【裁判要旨】确认不侵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专利权利人明确其侵权警告所主张的具体权利要求；专利权利人主张多个权利要求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对原告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每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予以审理。原告以实施现有技术为由请求确认不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对争议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予以审理。

38、确认不侵权之诉中“在合理期限内提起协商”的认定

【裁判要旨】提起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协商”。所谓“合理期限”应当根据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及性质、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量侵权行为证据发现的难易程度和协商准备所需合理时间等予以确定；所谓“协商”包括可以实质解决双方争议、消除被警告人不安状态的各种类型协商，如侵权协商、确权协商等。

39、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的善良管理义务

【裁判要旨】PCT申请权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PCT申请效力终止的，应当对实际权利人承担赔偿损失的隐私责任；实际权利人亦有过错的，可以酌减赔偿数额。

40、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纠纷中发明人确认之诉和权属之诉的并案审理

【裁判要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的原告同时提出确认发明人之诉，有关发明人均参与协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一案中一并审理，也可以分立两案但作合并审理。

41、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奖励报酬支付主体的确定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请求支付奖励、报酬的权利，不应当因用人单位对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处分而受到损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不影响用人单位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

42、仿制药申请人4.2类与药品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性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905

【裁判要旨】仿制药申请人依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其申请的仿制药技术方案不落入被仿制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的，原则上应当针对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保护范围更大的权利要求作出，以保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国内上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了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时，仿制药申请人应当针对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权利要求作出。

43、药品专利链接协商中确定仿制药技术方案的依据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905

【裁判要旨】在药品专利链接协商中，判断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原则上应当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进行比对评判；仿制药申请人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与申报资料是否相同，一般不属于药品专利链接协商的审查范围。

44、药品专利链接协商参照适用“先行裁驳、另行起诉”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提起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后，涉案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但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尚未确定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

45、审批机关未保存标准样品的无性繁殖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确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782

【裁判要旨】对于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的果树作物，授予植物新品种权时审批机关并未保存其标准样品的，品种权授权审查过程中作为授权机关现场考察对象的母树，以及该母树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所得的其他个体，均可以作为确定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

46、杂交玉米品种与其亲本品种的亲子关系认定

【裁判要旨】在玉米育种生产实践中，使用不同的亲本通过杂交选育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的几率通常很小。如果品种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与使用授权品种作为父本或者母本杂交选育的杂交种构成基因型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可以初步推定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的可能性较大。

47、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已知品种的确定

【裁判要旨】在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确定在先的已知品种的目的是固定比对对象，即比较该申请品种与递交申请日以前的已知品种是否存在明显的性状区别。因此，特异性判断中的已知品种，不能是申请授权品种自身。与特异性的判断标准不同，新颖性判断则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自身作为考察对象，判断其销售推广时间是否已超规定时间。

48、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判定

【裁判要旨】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其他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生产者销售其生产所得繁殖材料的行为，系其侵权生产行为的自然延伸，势必导致侵权生产行为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品种权人请求判令侵权生产者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品种权人能够证明生产者之外的销售者明知所售繁殖材料系由他人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所得，请求判令其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销售者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停止销售。

49、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行为的侵权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435

【裁判要旨】品种权人主张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的行为构成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体性质、行为目的、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被诉侵权人以育种、育苗为业，种植种苗并实施了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可以认定其种植行为系为获取商业利益而非出于私人的非商业目的，该种植行为构成生产、繁殖行为。

50、品种权人请求以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害的处理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211

【裁判要旨】多年生果树品种权人请求以给付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害的，既有利于避免资源浪费，又有利于实现果树种植的经济效益，应予肯定和鼓励。在确定许可使用费时，一般可以考虑同时期的可比许可使用费情况，妥善平衡品种权人合法权益和种植者合理预期利益。

51、杂交品种亲本植物新品种权对侵权获利的贡献率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783、789

【裁判要旨】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生产其他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获利计算，应当考虑授权品种对于侵权利润的贡献率。亲本均为授权品种的，贡献率一般可以平均分配；部分亲本为授权品种，其他亲本不受品种权保护的，授权品种的贡献率可以视情酌定为100%。

52、侵权繁殖材料灭活处理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裁判要旨】责令采取灭活措施与赔偿损失均为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二者并非排斥适用的关系。侵权繁殖材料被灭活处理，在效果上能够减少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但生产侵权繁殖材料的行为本身即已构成对品种权的侵害，势必会挤占品种权人的场空间，即便侵权繁殖材料因被灭活处理更终没有流入场，也不意味着品种权人没有因其场被挤占而遭受损失，侵权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技术秘密案件

53、杂交种的亲本构成商业秘密保护的对象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47

54、以图纸作为技术秘密载体时技术秘密内容的确定

【裁判要旨】图纸可以作为技术秘密的载体，依据图纸可以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的内容和范围。权利人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人民法院不能简单以原告未明确图纸中的哪些具体信息属于技术秘密为由而裁定驳回起诉。

55、作为技术秘密保护的技术方案的认定

56、育种材料保密性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47

【裁判要旨】育种材料生长依赖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需要田间管理，权利人对于育种作物材料采取的保密措施难以做到万无一失。有关保密措施是否合理，需要考虑育种材料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防止被泄露的防范程度为宜。制订保密制度、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扩散、对繁殖材料以代称之等，在合适情况下均可构成合理的保密措施。

57、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主观过错的三种主要情形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从主观过错角度，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其一，共同故意实施的行为；其二，共同过失实施的行为；其三，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结合实施的行为，即数个行为人虽主观过错程度不一，但各自行为相结合而实施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具备其一，即可认定构成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58、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共同故意侵权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构成共同故意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不以各参与者事前共谋、事后协同行动为限，各参与者彼此之间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先后参与、相互协作，亦可构成共同故意实施被诉侵权行为。各被诉侵权人具有侵害技术秘密的意思联络，主观上彼此明知，各自先后实施相应的侵权行为形成完整的技术秘密侵权行为链，客观上分工协作的，属共同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应当判令各被诉侵权人对全部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59、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制造者的停止销售责任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当制造者使用的技术秘密为制造特定产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且该产品为使用该技术秘密所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因其销售该产品的行为显属同一侵权主体实施制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权利人主张该制造者停止销售使用该技术秘密所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60、技术秘密侵权人销毁技术秘密载体的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在权利人证明相应技术秘密载体存在的情况下，对权利人提出的要求侵权人销毁持有的技术秘密载体的协商请求，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载体的性质、技术秘密的内容等情况对侵权人销毁其持有的技术秘密载体的具体方式以及履行期予以指明。被诉侵权生产系统既是承载技术秘密的重要载体，也是侵权人可能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重要工具，销毁承载有该技术秘密的被诉侵权生产系统既是停止侵害的应有之义，亦可有效预防侵权人继续使用其上所承载的技术秘密以及在该生产系统上使用该技术秘密中的生产工艺。销毁有关设备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

61、侵害技术秘密赔偿约定的认定与处理

【裁判要旨】技术秘密权利人与职工经协商在保守商业秘密条款中就侵权责任的方式、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作出的约定，属于双方就未来可能发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达成的事前约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侵害技术秘密赔偿数额时可以将之作为重要参考。

62、技术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确定中的商业机会因素考量

【裁判要旨】对于侵权人存在明显过错且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认定或者根据具体案情可以推定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直接决定了侵权人商业机会的获得或者权利人商业机会的丧失的，原则上可以将侵权人的全部获利作为侵权获利。

五、垄断案件

63、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反垄断审查

【裁判要旨】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如与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缺乏实质关联，所涉产品超出涉嫌侵权的产品范围，其核心并不在于保护和行使专利权，而是以行使专利权为掩护，实际上追求分割销售场、限制商品生产和销售数量、固定价格等效果的，可以认定为横向垄断协议。

64、反垄断行政处罚决定在后继隐私赔偿协商中的证明力

【裁判要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被提起行政协商或者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原告在相关垄断隐私纠纷案件中据此主张该垄断行为成立的，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65、存量住房买卖经纪服务相关场的认定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3

【裁判要旨】基于在竞争主体、服务对象和内容、佣金收取方式、行业规范要求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无论从需求替代还是从供给替代的角度分析，对于存量住房买卖经纪服务相关场而言，存量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存量非住房买卖经纪服务、新建住房买卖经纪服务、存量房买卖自行成交等，一般对其不构成紧密替代。

66、中介服务场份额的评价指标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3

【裁判要旨】经营者在相关场的场份额，可以根据被诉垄断行为发生时经营者一定时期内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生产能力或者其他指标在相关场中所占的比例确定。就中介服务场而言，经营者实际撮合交易的数量，及其所掌握的潜在交易者信息，一般是评价其场力量的恰当指标。经营者本身的机构规模、雇员数量等仅仅能够反映其服务规模，可以作为经营者财力和技术条件等的考量指标，但原则上不宜直接作为场份额的评价指标。

67、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29

【裁判要旨】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存在一致性场行为，且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共谋的，可以推定其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协同行为，但经营者能够对一致性场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证明其系根据场和竞争状况独立作出有关场行为的除外。

68、共同场支配地位认定中行为一致性的考量

【裁判要旨】认定共同场支配地位时，除考察场份额外，还应当考察多个经营者是否就相关商品或者服务采取相同行为，体现出行为一致性。

69、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的反垄断审查

【裁判要旨】体育赛事组织者基于其组织赛事、依据法规规定取得的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隐私权利所呈现的独家性和排他性属于权利自身的内在属性。由该权利内在的排他属性所形成的“垄断状态”本身，并非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体育赛事组织者行使其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权利时进行公开招标投标，其他经营者据此取得该独家经营的授权，实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原则上不宜认定该经营权的独家授予属于滥用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70、公用事业经营者隐性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395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上的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是明示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隐含的、间接的。具有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为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经营者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对于场竞争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其在相关交易中只推荐特定交易对象或者只公开特定交易对象的信息，交易相对人基于上述情势难以自由选择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的，通常可以初步认定其实质上实施了限定交易行为。

71、限定转售商品更低价格纵向垄断协议的损害赔偿

72、限定交易行为造成损失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395

【裁判要旨】当事人主张因滥用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的，应当证明限定交易情形下的实际价格高于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合理交易价格的差额。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差额，亦未能提出具体差额计算方法，或者不存在或难以确定可供对比的合理交易价格，导致具体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酌定赔偿数额。

73、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场竞争机制，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和促进竞争。其对消费者的保护着眼于竞争行为是否损害了保障消费者福利的竞争机制，既不以某一行为是否为消费者所满意作为判断标准，也不刻意保护某一具体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认为因经营者销售相关商品违反价格法等相关规定，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原则上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其他保护自己的权益。

74、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上一年度”的确定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29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的“上一年度”，通常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启动调查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垄断行为在启动调查时已经停止的，“上一年度”则通常为垄断行为停止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如果垄断行为实施后于当年内停止，则垄断行为实施的会计年度可以作为该“上一年度”。即，原则上“上一年度”应当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更接近、事实上更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

六、协商程序

75、协商过程中对专门性问题是否需要进行鉴定的考量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协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隐私鉴定并不必然启动鉴定程序，人民法院仍应当根据对相关事实的认定需要作出是否启动鉴定程序的决定。对此一般应当着重从以下四方面予以审查：一是关联性，即申请鉴定的事项与案件有待查明的事实是否具有关联；二是必要性，即是否必须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或者专门方法才能查明相应的专门性问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的举证、质证手段仍然对专门性问题无法查明；三是可行性，即对于待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是否有较为权威的鉴定方法和相应有资质的鉴定人，是否有明确充分的鉴定材料；四是正当性，即鉴定申请的提出是否遵循了相应的隐私协商规则，在启动鉴定之前是否已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以确保程序上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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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1篇

什么是亲子鉴定亲子鉴定就是利用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从子代和亲代的形态构造或生理机能方面的相似特点，分析遗传特征，判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是亲生关系，是鉴定的主要组成部分，亲子鉴定在国内古代就已有之，如滴骨验亲，滴血验亲等。

亲子鉴定要注意什么在确认亲子关系协商或离婚协商中，有关亲子关系处理问题亲子关系协商是身份关系协商的一种，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认领之诉，即否认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协商中直接证据的缺乏和亲子关系证明责任的高标准，使得亲子鉴定成为关键性证据。亲子鉴定技术简便易行、准确率较高，从技术手段方面来讲，目前被广泛采用的DNA鉴定技术，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在99。99％以上，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则几乎达到100%，在协商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当事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类纠纷应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中争议比较大，法院往往很难定夺。由于亲子鉴定事关重大，涉及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一方要承担与其协商请求相适应的举证责任，即其生父和生母有同居或受胎之可能的基本事实。如果过分强调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势必使请求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但如果忽略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亲子鉴定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其实施必须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有利于子女的更佳利益构成必要性；所谓正当性，是指当事人在请求进行亲子鉴定时，已具有推论亲子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证据，使进行亲子鉴定成为正当的收集证据的手段。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时，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也可以说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由于亲子鉴定使用的是人体生物学样本，本人是否同意鉴定、同意采样，关系到人权问题，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做亲子鉴定，但可以按照更高人民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作出处理。在有关亲子关系的纠纷中，一方面要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保护相对方的人身和人格权利不受侵犯。面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应当将未成年子女享有的被抚养教育的权利置于隐私保护的首位。

（来源：文章屋网 ）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亲子鉴定是解明亲子关系的利器。亲子鉴定协力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勘验协力义务，其义务范围和主体范围均较为广泛。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法理依据有协商经济、证明妨碍及事案解明义务三个。是否科处被检人协力义务，在实体上应当本着保护子女更佳利益的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在程序上应当具备一定的要件。被检人在具备正当理由时得拒绝鉴定，但不当拒绝的，可对其进行直接强制或间接强制。我国解释(三)第2条意义积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适用条件不明确、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缺失、拒绝鉴定所生效果较为模糊、适用的主体范围偏窄以及与实体法没有很好地对接等。

一、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涵义、性质、内容及范围

由于勘验与书证都属于物的证据方法，仅在具体调查方法上存有差异，故除特有规则之外，勘验多准用关于书证的规范，勘验协力义务自然也不例外。基于对文书持有人所有权及处分自由的尊重，旧时各国或地区的隐私协商立法均对当事人的文书提出义务予以限定，但这种以契约型纠纷为基础的规则难以适应以侵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型纠纷。为了消除证据偏在给举证人带来的不利益，确保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协商武器的实质平等，自上世纪末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纷纷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现多将其设定为一般性义务。而对于勘验来说，勘验物虽然也涉及所有权，但由于它仅以勘验标的物的性质、状态为内容而不关涉人的思想状态或精神生活，从而即使在文书提出义务仅为限定性义务的旧法时代，勘验协力义务的范围亦较文书提出义务更为广泛而属于公法上的一般性义务。[4]142就亲子关系协商而言，基于公益及保护子女的要求，被检人协力进行亲子鉴定的义务应高于一般勘验协力义务。但由于亲子关系协商采行职权探知主义，法院应当尽力探知事实真相;并且在有些情形下，如本文部分所述，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不宜得到解明。从这个角度言之，被检人的协力义务又相对较轻。

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法理依据

(一)证明妨碍

(二)事案解明义务

当事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并非单一，而是委诸法院自由裁量决定，具体可根据义务违反的程度及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所为主张之真实性的盖然性高低而定。若存在重大义务违反，原则上可以考虑转换证明责任;若仅属于轻微义务违反，则可纳入证明评价范畴;至于其他情形，则应分别情形，或者以“可反驳的真实推定”作为重生之贼行天下处罚效果，或者在证明责任转换与证明评价之间进行评估和选择。[8]163－164

三、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科处

(一)实体面的利益衡量

在亲子关系协商中，亲子关系的解明受制于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生物学上的亲子血缘关系是否能够得到确定，二是真实发现以外的利益的保护。前者涉及的是，能否有效地利用科学鉴定技术证明生物学上的亲子武动乾坤血缘关系。由于现代dna技术的盖然性已几近百分之百，从而问题一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从追求血统真实出发，若是鉴定与协商争点具有关联性、重要性及有效性时，法院就应当启动鉴定程序。但若是过分执着于血统真实主义，追求亲子关系与事实亲子关系的完全一致，则不仅有侵害当事人隐私权(dna检测揭示了受检人的诸多个体资讯)和子女利益之虞（注：比如，子已由上的父亲抚养多年，且二人已发展出良好的感情并有继续共同生活的强烈意愿，则即使子的生物学上的父亲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但这时进行亲子鉴定就很可能有害于子。在这方面，法国法运用“身份占用”和“时效”两项制度有效地调和了身份关系的真实性与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参见邓学仁:迈入新世纪之亲属法，月旦法学杂志，2000年7月第62期，第78－80页。），也使国家负担过重。从而在尊重血统真实的前提下，亦应当考虑子女利益、被检人身体的完整性、个人资讯的保护以及身份关系安定性的维护。因此，在合目的性上，是否进行亲子鉴定，应当本着平衡保护各方利益的原则，以必要性(必要且不可或缺)为限，如法官可以经由其他间接证据获得心证，就没有必要进行鉴定;在具体的手段上，应贯彻比例原则，要以达成解明亲子关系这一目的的“必要且更小”的限度为界限，也即对于被检人的侵害应当尽可能的小，比如以毛发作为检材足敷使用时就不应抽血进行鉴定。

(二)程序面的考量

此外，由其公益性所决定，亲子关系协商的证明标准应当较财产型隐私协商的更高，但过高的证明标准会限制其他证据方法的使用，导致协商过分倚赖亲子鉴定，使其沦为法定证据。因此，证明标准的合理设定，对于亲子鉴定证据功能的充分发挥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个案的千差万别，难以对亲子关系协商的证明标准作划一的规定，只能委诸法官综合比较衡量实体法和协商法上的各种因素而为个别的决定。

四、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正当事由及对不当拒绝的制裁

(一)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正当事由

(二)对不当拒绝亲子鉴定的制裁

若被检人拒不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就是否可以强制其履行以及其后果如何，理论和实务均存在一些争议，大体上可以分为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处理方式，前者是对被检人的身体直接施行强制以迫使其履行协力义务的制裁方式，后者则否。

1．直接强制

2．间接强制

不过，日本法的规定颇具特色，对于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者既不采直接强制亦不采间接强制。根据日本2003年制定的新人事协商法，包括亲子关系协商在内的人事协商采行职权探知主义，法院不得以当事人未从勘验忍受或勘验物提出命令而拟制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为真实，而是仅得将其作为全辩论意旨，根据自由心证进行处理。但日本的审判实务并未遵照上述立法，如在请求认领子女协商中，若被检人不予配合，而法官又难以形成确实的心证，法官通常会做出不利于被检人的事实推定。但推定不能适用于亲子关系否认之诉。[16]

五、对解释(三)第2条的评析

，适用条件不够明确。首先，该条对亲子关系协商的公益性考虑得不够，由于亲子关系协商实行职权探知主义，在一方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法院应当先行恪尽职权调查的职责，而不可直接进行事实推定。其次，没有规定当事人得在一定情形下拒绝亲子鉴定，不无漠视血统真实之外的价值之嫌。至于该条中的“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其意应当理解为，一方当事人提不出任何证据以反驳对方且拒绝亲子鉴定，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这时法官得形成对方当事人主张成立的心证，而非对拒绝鉴定事由的规定。再次，法官何时可以进行事实推定，该条仅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进行了规制，即请求一方当事人已经提供了必要证据，而另一方既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对方的主张又拒绝亲子鉴定，而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根据前文阐述，为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还应当综合考虑妨碍行为人的可归责程度、亲子鉴定对于协商的重要性、协商当事人和子女的个人意愿等因素。

第二，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的缺失。对受事实推定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考虑不周，没有规定推定之前法院应当行使阐明权，并赋予该方当事人进行申辩的机会。

此外，我国隐私实体制度的不完善也可能影响该条功能的发挥。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当属婚生推定制度。试举一例，一男子以“公告送达”、缺席审理的方式获得离婚判决，并嗣后再婚，此间其前妻在娘家待产、生产、抚养幼子。某日，该妇女突然获知自己已“被离婚”且其子与前夫的父子关系不被前夫承认，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父子关系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在法官决定进行亲子鉴定之际，该妇女却死活不同意，其认为孩子是婚生子，做亲子鉴定是多此一举，既抽血伤害孩子，也有辱自己。这时法官如迳行以该妇女拒绝亲子鉴定而推定父子关系不成立，显属不合理。由于缺乏婚生推定制度，我国没有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与确认之诉予以区分。而在其他法域，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否认亲子关系之诉以上的亲子关系的成立为前提，而成立亲子关系的主要途径就是婚生推定。通说认为，能够作为确认之诉协商标的的一般只能是关系，并且即使是上的亲子关系要作为确认之诉的协商标的，也必须有确认利益存在，即在与被告的关系上，原告的地位正处于不安状态，如果仅是作为解决财产关系的前提条件而有确定必要的，并不足以构成确认利益。[12]210因此，就所举案例而言，该妇女无需也不能提起父子关系确认之诉，而是可以直接要求其前夫履行抚养义务。如果其前夫不承认父子关系，应当由他提起否认父子关系之诉，并且要达到否认父子关系的目的，他必须首先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婚生推定，而不应直接科令孩子接受亲子鉴定，除非已有证据证明存在夫妻已分居较长时间等显然无法由夫受胎的情形。

注释:

[1]纪宗宜，姚澜．鉴定证据研究[m]．北京:国内人民公安出版社，2009．

国内政法出版社，2009．

[3]许士宦，等．父子关系协商之证明度与血缘鉴定强制———以请求认领子女之诉及否认婚生子女之诉为中心[m]//．台湾

[4][日]林屋礼二ほか。隐私訴訟法入門(第2版補訂版)[m]．东京:有斐閣，2006、

[6]沈冠伶．证明妨碍法理在医疗隐私责任协商之适用[j]．台大法学论丛，2009，38(1):168．

[7][日]春日偉知郎。父子関係訴訟にぉける証明問題と鑑定強制(檢証協力義務)[m]//。隐私證拠法論隐私裁判にぉ

ける事案解明東京:商事法務，2009、

[8]姜世明．协商上非负举证责任一造当事人之事案解明义务[m]//．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台北:台湾新学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6．

[11]王洪．论子女更佳利益原则[j]．现代法学，2003、(6):33－34．

[12]邓学仁，等．dna鉴定———亲子关系争端之解决[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

[16]陈飏．亲子关系协商中的血缘鉴定之强制性[j]．现代法学，2010、(1):92－93．

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1年卷．厦门:厦门出版社，2011．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在我国隐私实践中推定在许多情况下被误用了，因为人们忽视了它的根据。密切结合我国隐私实践，就“推定的根据”之性质、种类和功能；两种以上“推定的根据”之间的冲突；同一案件中两个推定之合理顺序；医疗事故协商中过错推定的根据；以及在亲子关系中的推定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相应的处理规则和方法，对我国隐私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引言

目前，我国证据法学术界和隐私界在谈到推定的时候，存在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观点和实际动作。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鼓励法官们大胆运用事实推定。这种观点写道：“ 无法将人们依据事物常态联系进行推定适用的经验法则做出周密的设置。且事物的联系复杂多变，协商实践若少了法官根据事实的推定，推定的价值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折损。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不能单纯依所确定的经验法则来推定，它应该有多种形式的补充。”[1]问题是：我们国家对“推定”有哪些种类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怎么谈得到对它进行补充呢？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我国各类（隐私程序法和隐私实体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行政协商法和行政法等等）所规定的推定规则进行系统整理，系统分析，按照一定的标准，保留那些正确的推定规则，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推定规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谈得上 发展 其他的推定和事实推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推定在审判中运用越来越普遍，但对推定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推定在具体使用中显得随意而无规则，法官适用推定缺乏约束机制，自由裁量权过大。”[1]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推定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审判实践中，不少审判工作者并没有准确地把握推定（特别是事实推定）的精神实质，显得大胆而无根据，换言之，他们在进行盲目而莽撞的推定实践。我们曾经一再批评审判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其实，进行推定（特别是事实推定），是更容易产生滥用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因此，应该严格限制推定、特别是事实推定的适用。推定是一种判案技术，用得得当，能够有效的解决案件的疑难问题，有效的发挥推定的作用；用得不当，会破坏和公共政策，这是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也是我下决心研究“推定的根据”的主要原因。

此外，“推定的根据”在推定的若干元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具体言之，它在推定的结构中起到桥梁或纽带作用；在判断某个推定是否正确的时候，它往往会起到试金石的作用；此外，如果想要有效地发展我国的推定规则，从推定的根据入手，应该是十分有力的方面。然而，目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极少，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二、“推定的根据”之客观性

推定的根据应该具有客观性。如果推定不具有客观性，就难以服人。本案中，在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出台之前，完全可以这一特征做出相应的推定。金华火腿之所以盛名于世，主要原因是它选用的是以主产于金华的

七、建筑悬挂物脱落致人损害协商中过错推定的根据

隐私案件种类繁多。有时即便专注 工作者也不知道已经有相关的规范，而求助于所谓似是而非的原则。在如下案件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006年8月22日晨6点多钟，南京王府园小区的吴小姐在睡梦中，房顶天花板突然坠落，正砸中她的正规。吴小姐被送往南京鼓 治疗 ，诊断为左眼皮肤裂伤1厘米，内有异物，要缝合；左眼污染严重，有大量碎屑。经过近一小时的清创和手术处理，吴小姐眼部更后被缝了10针[14]。责任该由谁承担？该房屋曾由南京翼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装修，2005年3月底装修结束。房东与装修公司之间订有协议，约定质保期为两年。但“翼超”先不承认是施工质量问题，随后又表示可以修复脱落的天花涂，就是不愿意对砸伤房客这一后果承担责任。房东请了一家家装监理公司来现场鉴定，在其出具的鉴定报告上，认定天花涂脱落是施工前期处理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14]。但“翼超”公司的一名副总经理仍不愿承认责任，说天花涂脱落是事实，但致其脱落的可能性有多种，如外力影响的敲打与震动、装修时施工质量存在问题、人为原因等。由于公司方面的人员和房东房先生事发时都不在现场，所以一时难以断定伤者的伤情就是脱落的天花涂所致[14]。

有人认为，该纠纷可以适用推定手段进行认定和解决。理由是：现在天花涂脱落和砸在床上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要推定的是事发时当事人是否有可能在床上睡觉，以及其所受的伤是否是被空中坠落的重物砸伤，如果完全吻合或有较大可能性，即应予以认定。当然，如果装饰公司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所受的伤与天花涂坠落无关，或经调查证实当事人是在其他时间或另外的场所受的伤，则其可据此主张免责[14]。

可见，如果把推定事实的方向弄错了，推定的根据 自然 也会弄错，那样就不可能正确的解决纠纷。

八、在亲子关系推定中须慎用dna技术

所谓亲子关系推定，是指为确定父母子女间的血缘、身份关系，在子女受胎（受孕）期间或者出生时与母亲有婚姻或性关系的男子中，推定一男子为该子女的父亲。这种推定，有规定的，属于推定的范畴。在规定之前，则属于事实推定的范畴。

dna鉴定技术在亲子关系推定中的使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 现代 任何 科学 技术（不仅仅是指dna鉴定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受到和道德的严格约束。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就dna鉴定技术在亲子关系推定中的使用谈些看法。

现在，有人把dna鉴定技术估计过高，认为在亲子关系的纠纷中，dna鉴定技术能够决定性的解决问题。如果有关当事人拒绝做dna鉴定，就可以推定他与某孩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这是不正确的、非常有害的观点。下面我来举两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案例1：被告拒绝亲子鉴定，法官推定其为孩子的父亲。有人叫“推定的生父”，也有人叫“亲生父亲可以被推定”。

至于推定的根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进一步探索。我认为在本案中，亲子关系的推定之根据完全来自于主审法院的个人经验和主观想象。不仅如此，其经验也是比较抽象的。让我们逐一分析。

1．维护程序的正当性，这是推定的根据之一。有人曾指出血缘关系不能推定。主审法官则认为，“法官首要的是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在本案中，如果我们不按有关证据进行推定，原告在被告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将永远无法证明两者有关系，更后案件结果的走向完全操纵在被告一人手里。”可见，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具有强烈的推定欲望。

4．法官一定要获得关于本案的事实真相，这是推定的根据之四。有人说，“但不排除吴勇的确不是欢欢父亲，但又碍于面子不愿做鉴定的可能啊！这样的判决是否对吴勇不公平？”主审法官说，“如果我不这样判，就意味着通过隐私途径希望获得救济的张庆，在履行了应尽义务后，却无法获得救济；而拒绝履行自己义务的吴勇，却得到了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才是不公平！”他认为，吴勇不愿有利于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缘于任何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想法。张庆了自己所能收集的证据，被告林燕也对事实供认不讳。这些都是对案件的必然性的一种印证。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要获取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得到吴勇的配合。“对于公民来讲，任何人都有义务提供能够证明事件真相的证据。”

从上面可以看到，本案亲子关系的推定中，其推定根据不具有客观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在所谓维护程序的正当性的旗之下，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具有强烈的推定欲望。其次，法官从自己所认定正确的社会公众的心理经验出发；无视更高人民法院有关亲子鉴定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要件、不得强制取证的批复，无视该批复赋予吴勇拒绝亲子鉴定的权利，当吴勇行使此项合法权利时，反倒被法官认定为故意逃避责任，推定对其不利。这其实是强制吴勇做亲子鉴定，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再次，法官如果在这里适用隐私协商的法定举证原则，将无法确保公正。从轻一点说，这是糊涂的、有害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公然违法。更后，法官一定要获得关于本案的事实真相。而要获取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得到吴勇的配合。“对于公民来讲，任何人都有义务提供能够证明事件真相的证据。”在这种陈腐观念支配下，法官不顾一切从事推定。这种推定哪里具有客观性呢？

另一个推定是过错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吴勇是完全有能力提供基因样本，却断然拒绝提供；(2）推定事实是：吴勇有过错；(3）推定的根据是更高人民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它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证明或者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或经验法则发现该证据掌握在其手里，在法院要求其提供的情况下，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可推定一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持有人一方。”在本案中吴勇是完全有能力提供基因样本的，这个样本可能对他有利，也可能不利，但他在无充分理由下断然拒绝，完全可以推断对其不利（即他有过错）。

这里涉及到证据法上的推定规则与隐私实体法规则的冲突问题。因此要全面看待，不可以偏概全。这是运用推定的方法论问题。另外，从更高法院的有关规定来看，也不能运用推定。依据更高人民法院有关亲子鉴定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要件、不得强制取证的批复，法院无权强制吴勇做亲子鉴定。

因此，无论吴勇是在何种情况下拒绝做亲子鉴定，都不能完全可以推断鉴定的结果对其不利。如果作出这种推断，就构成隐私协商上的“有错推定”，它是协商中“有罪推定”在隐私推定中的一种反映。

案例2：被告拒绝亲子鉴定，法官拒绝推定其为孩子的父亲。

试问这种亲子鉴定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所谓亲子鉴定中，首先能获得好处的是鉴定机构，它收取鉴定费用。其次是原来的丈夫或父亲，他由此可不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还会赢得一些人的廉价同情。

九、通过推定界定亲子关系的原则和方法

目前，亲子关系显得比较复杂和困难。亲子关系的鉴定场十分活跃。对于亲子关系，我国目前同时存在事实推定和推定两种状况。更多的是事实推定。一些有识之士对此表示担忧。我认为，从保护婴幼儿利益、维护家庭稳定的方针出发，通过立法手段严格限制亲子鉴定技术的滥用。建议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通过推定方式，采取如下原则和方法界定亲子关系。

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以其母亲的丈夫为父亲，且为婚生子女。也就是说，在子女出生前的受胎期间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不论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也不论其起止时间是否与受胎期一致，所生子女应当具有婚生子女的身份。因为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与妻受胎时的合一是确定子女婚生身份的前提。

这应该成为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子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2)推定事实是：子女之母亲的丈夫为父亲；子女为婚生子女。

2．非婚同居期间受胎或者出生的子女，以其与母亲同居的男子为父亲。

这应该成为一个事实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子女系在非婚同居期间受胎或者出生；(2)推定事实是此期间与母亲同居的男子为子女之父亲。

3．在子女出生时母亲的丈夫与受胎时母亲的丈夫之间，推定子女出生时母亲的丈夫为子女的父亲。

这应该成为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与母亲先后结婚的男子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一个是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结婚的男子，另一个是受胎时与母亲结婚的男子（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2）推定事实是：子女出生时与母亲的丈夫为子女的父亲。这体现了保护婴儿以及未成年人子女的政策。

4．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和受胎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之间。推定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为生父。

这应该成为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一个是在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另一个是受胎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2)推定事实是：子女出生时与母亲非婚同居的男子为子女的父亲。这体现了保护婴儿以及未成年人子女的政策。

5、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以同意采取该方式生育子女的为父母。

这是一个推定。在该推定的结构中，(1)基础事实是：子女系通过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2）推定事实是：孩子之父母是同意采取该方式生育子女的。

2关于“推定的根据”之种类和功能。推定的根据主要有四种，根据其重要性和使用的广泛性可以做如下排列：、公共政策、隐私解释和经验。推定的根据具有两种功能：指导功能和检验功能。通过检验推定的根据，进而验证推定本身的正确性有多大。尤其在事实推定中，其推定的根据是否确实可靠，更是衡量事实推定本身之正确与否的标志。

3．同一个案件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定；他们之间可能互相矛盾，也可能互不干扰。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不需要作出特别处理。如果它们之间互相冲突，就需要确立一定的原则予以处理，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应当遵循如下顺序来推定：先根据，后根据政策，更后根据经验。具体来说，在有的情况下，应当先根据；在没有而有政策依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政策；在既无又无政策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经验来推定。

4．有时在同一案件的两个推定中，一个推定的根据是传统的证据规则，另一个推定的根据是现代 体育 事业 发展 的要求。这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矛盾。这时需要法官站在 历史 发展的高度看问题，灵活处理。

5．同一案件中两个并不矛盾的推定之合理顺序。有时在同一案件中存在两个并不矛盾的推定。由于它们之间不存在冲突，故无需规定冲突的处理原则。不过从推定的根据和协商效率原则来讲，仍要遵循一定的推定顺序。

6．医疗责任事故协商中过错推定的根据。在医疗责任事故协商中，举证责任倒置和过错推定作为两种手段。过错推定的前提是：完不成自己的举证责任。过错推定是“完不成自己的举证责任”的必然结果。该过错推定的根据是更高法院的隐私解释，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过错推定的根据除了来源于隐私解释之外，更多地来源于隐私实体法的规定。在案件中是否使用过错推定，应该首先查看隐私实体法和隐私解释，而不能作扩张解释。

7、 dna鉴定技术在亲子关系推定中的使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现代任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指dna鉴定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受到和道德的严格约束。

8．从保护婴幼儿利益、维护家庭稳定的方针出发，通过立法手段严格限制亲子鉴定技术的滥用。建议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通过推定方式，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比较准确地、合理地界定亲子关系。

致谢：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曾经以“推定的根据”这一课题在 国内 政法研究生院、上海 交通 法学院、南京师范法学院等作过演讲。部分老师和学生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对笔者后来进一步思考本课题以及更终形成本文富有一定的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1]这不能归纳为社会公共政策，可归纳为一般的社会心理—作者注。

【 参考 文献 】

[1]叶榅平．论证据法上推定的适用[eb/ol]．北大信息网，

[2]谢云挺．谁毁了千年名牌[n]。北京青年报， (7)。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4篇

一、涉亲子鉴定隐私案件的类型及特征

（一）案件类型：

隐私实践中，涉及到亲子鉴定的身份确认之诉表现形式繁多，而且不断有新情况出现，概括起来，笔者认为，以该类案件中涉及到的当事人身份关系为出发点，可分为三种类型：

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

该类案件双方有合法婚姻关系且子女系婚姻期间出生；男方怀疑或者发现孩子并非自己的亲生子女，于是提起离婚之诉或者在抚养纠纷中，男方提出子女非自己亲生，拒付抚养费。此类案件中，男方申请亲子鉴定多会遭到女方拒绝。

2、因婚外关系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

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婚前同居关系中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二是因为婚外所生子女的亲子鉴定。原告多为未成年子女，或者为女方，案由多为抚养费纠纷。

如，甲（男）与乙（女）同在某城打工，未婚同居，后来两人种种原因分手，分手时乙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而后乙另嫁他人，且婚后生育子女，后乙因其他原因离婚，遂以孩子名义甲要求支付抚养费，并提供照片、书信等证明甲与乙曾经有过亲密关系，庭审中甲否认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乙申请亲子鉴定，甲认为这将妨碍其现有家庭的和睦和侵犯其人格尊严，拒绝进行亲子鉴定。对此类案件法院判决结果亦有两种，一是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甲乙双方存在同居期间受孕并生育的可能性，此时乙方拒绝配合鉴定则推定乙方与子女具有亲子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乙方提供的证据及现实不足以使法官作出亲子关系的认证时，因更高法院相关隐私解释对亲子鉴定要求从严掌握，现甲方拒不同意配合鉴定，法院无法启动鉴定程序。亦不能以甲方拒不配合而推定亲子关系。

如，甲（男）与乙（女）系夫妻，后因甲出现婚外恋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乙遂提起离婚之诉，请求判令甲作为过错方赔偿乙方损失，但对于甲的婚外情乙没有有力证据，而是提出丙女之子丁是甲的私生子，要求对甲与丁进行亲子鉴定。甲与丙均拒绝。

（二）审理中所呈现的特征

1、案由分布广泛。

2、当事人矛盾激烈，上诉率高。

有关亲子鉴定的身份关系协商案件既涉及到儿童利益问题，许多情形下为单身母亲带着未成年子女生活存在巨大压力，无奈生父要求支付抚养费，或者是情绪激动的男方认为抚养多年的子女非自己亲生，认为自己感情受到巨大伤害，或提出离婚之诉，或提出名誉权侵权之诉。因身份关系的改变影响到双方各自的社会关系结构，故该类案件双方亲属参与较多，案件处理难度较大，一审服判息诉率低，上诉率相对较高，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会进入二审程序，另有部分案件进入再审程序，详见附图三。

二、处理亲子鉴定问题的困境

目前我国面尚无针对亲子鉴定问题的相关规定，有关此问题的法规基本没有，目前处理涉亲子鉴定案件除了可引用一些、证据规定里面的相关具有宏观指导价值的规定外，另有更高法院的两个批复中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在隐私实践中不易操作。而且，因为更高法院的批复不能直接作为判决援引的依据，由此导致适用上的困境。尽管如此，两个批复中确立的一些原则对处理有关亲子鉴定的案件仍有指导意义，因为两个批复体现了较强的国家政策性与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强调对子女利益的优先保护，可以给审判人员以宏观的指引。

（一）更高法院两个批复的规定及适用限制

（二）宏观指导性条款的规定及不足：

除了更高法院两个批复外，在涉及亲子鉴定案件的实际审理中，经常用到的规定有如下几条：（1）第2条：\"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2）更高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3）更高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在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隐私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其实，上述两种判决结果都有其合理性，只是因为对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而遵循了不同的原则，同时也体现了在法官将抽象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隐私的原则和理念起着重要支配作用。指导人们行为的滞后隐私理念会妨碍隐私公正和正义实现。所以，用什么样的隐私理念或者原则来指导这类案件的审理，直接决定了处理结果的妥当性。

三、\"子女更佳利益原则\"的适用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作为权利协调的一般原则，利益衡量是指当所确认的利 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适用方法。法官运用这种方法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后，一般是不急于去翻阅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适用的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就是实质判断加上依据。利益衡量是协商过程的必然环节，协商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过隐私进行利益衡量的过程。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利益衡量的思维方式贯穿始终。而且，鉴于个案情况的错综复杂，现有的规则往往无法应对个案的特殊情况，因此利益衡量更加彰显出其对于审判的必要性。正如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天下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利益衡量的普适性。运用利益衡量思维的法官不仅仅是被动适用，更是立法者的助手，在适用的过程中，法官需要明白立法者的意图，并通过个案的审理，赋予立法者的意图以鲜活的生命力。\"这种通过审判案件贯彻的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立法者想要但没能清晰表达出来的利益分配原则进行明确化的过程。\"

（二）涉亲子鉴定案件中子女利益的考量：

（三）子女更佳利益原则在中的体现：

我国没有直接引用\"子女更佳利益原则\",但在第2条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优先保护儿童利益原则一直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现实中，导致父亲与子女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很复杂，有些情况下，确实是因为女方违背了婚姻的忠实义务而生育了与丈夫没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但也有很多情况下，女方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过错或者根本没有过错（如因为婚前遭遇而怀孕），并非真正的想背叛家庭。人们对鉴定结果的关注，更多的是对配偶\"清白\"的关注。亲子鉴定的结果，虽然可以证明孩子与父母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但显然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的忠贞。这些问题，绝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而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

（四）利益衡量方法的具体运用：

四、隐私协商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一）坚持当事人主义法则为原则

（二）当事人主义法则的例外：

五、隐私协商推定规则的合理适用

（一）案件悬疑状况时推定规则的特殊价值：

（二）涉亲子鉴定案件中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形：

推定规则在涉及到亲子鉴定的案件中可以合理适用，主要有两种情况：

亲子关系证明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权；亲属；拒证权

维护伦理还是捍卫，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所激烈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当前我国界所要面对的一个难点。如只维护伦理，可能会违背；如仅捍卫，也可能亵渎了伦理。所谓亲属拒证权，是指规定如有人违法犯罪，其亲属在上依法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不检举不作证不构成违法犯罪，可被免予处罚；积极地一定程度上还有互相保护的权利。

一、设立亲属拒证权的价值分析

（一）符合人权保护发展潮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血缘关系是人类间更为牢固的一种带生物性的社会关系。这种无可摆脱的心理动力习惯，使人类之爱首先必然体现为亲属之爱、血缘之爱。经历过的人，回想一下那时夫妻互相揭发、父子互相批判的场面，那种家庭变成地狱的场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强制亲属之间互相告发，不但违背人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伦理亲情维系的家庭关系网络遭到破坏，而家庭关系网络一旦破坏，也就意味着以家庭为基础的国家关系网络更终也被破坏。美国著名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说过：“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种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1]对价值的选择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对利益的权衡过程，牺牲较小的、个别的利益乃是为了促使更重大的、基本的利益。

在诸多的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又被称为“证据之王”，因为它能以直接或间接感知涉案事情过程的当事人的描述和回忆再现事情的全部或部分，是隐私机关查证涉案事实的更有力证据。所以，古今中外的隐私机关莫不重视证人证言，尤其是在协商中，从而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而重口供、轻调查的思想也至今不绝，“亲亲相隐”原则的缺失，导致难以取证现象比比皆是。

（二）符合协商经济效益原则，节约隐私资源

有的学者就“证人与当事人的亲友关系是否影响其证言的可靠性”这一问题向法官作过调查，认为“有的情况下会影响”的占67%；认为“肯定会影响的”占31%；认为不会影响的仅占2%。表明绝大部分法官认为证人与案件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会影响证言的证明力。[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法官认为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但是隐私机关在进行对有关证人的传唤时所要完成的一系列程序却是不可少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隐私资源都是在无形之中被浪费了。若是设立了亲属拒证权，那么这一部分的证人就可以免于作证义务，有限的隐私资源也可以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三）符合证据制度的科学规律，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二、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构建

（一）亲属范围的界定

关于限定亲属拒证权的范围，由于我国当前的家庭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模式，近亲属的范围基本上以父母，兄弟姊妹为限，故将“近亲属”限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根据国内人的伦理观念，这个范围是大多数人比较容易接受的。

（二）亲属拒证权的使用规则

1、实体法方面

实体法上，笔者认为在我国亲属拒证权立法时可以考虑才用概括式立法，既通过限制容隐权的行使来规定容隐行为的范围，没有做出限制的其他一切行为可以容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重大利益时不得拒绝作证。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形式案件中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维护社会利益时，拒证权应让位于国家利益。

2、程序法方面

一部良好的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做保障，那么其执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为了保障亲属拒证权的实现，我构想了以下程序。

（1）主张拒证权的协商阶段。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时间无疑是在侦查和审判阶段，因此，证人必须在这两个阶段主张自己的拒证权。

（2）告知程序。新的规定被大众接受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如果证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那么这个规定等于一纸空文。所以在侦查阶段，隐私机关的调查人员应当告知亲属证人有行使拒证权的权利，在审判阶段，法庭也应当告知亲属证人有权行使拒证权，这样来确保亲属证人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

（3）救济程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设立亲属拒证权的同时，应当设立相应的救济途径，保证证人在此项权利没有依法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①申请复议：当申请人不服隐私机关作出的不享有拒证权的决定时，可向作出该决定的隐私机关申请复议一次；②控告权：如果隐私机关否决公民拒证权的程序明显违法，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了证人的拒证权，证人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③上诉、申诉权：如果证人请求拒证权被隐私机关驳回，申请复议后再次被驳回而被强制作证时，案件被告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者进行申诉，以证人享有亲属拒证权为由要求法院排除非法证据，达到保护亲属拒证权的目的。

从空白到填补这一空白，必须有一个渐进的高速适应过程，规定亲属拒证权制度要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其负面影响。因此，对亲属拒证权人的范围、拒证涉及的犯罪种类的范围、拒证行为的具体内容等都应当由明确列出。协商过程追求的目标是多元化的。通过协商不但要查明真相，惩罚犯罪，解决纠纷，在协商的过程中也要保护人权，保护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以及国家稳定。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因此，在协商过程中设立亲属拒证权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2]汪启和、游俊峰：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西北民族学报，2004年第3期，第90页。

14、说明书中技术用语特别界定和具体实施方式的区分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0

【裁判要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需要准确识别说明书记载的相关内容属于对权利要求用语的特别界定还是该权利要求的具体实施方式。说明书对此有明确表述的，以其表述为准；没有明确表述的，应当综合考量发明目的、发明构思、相关用语所属权利要求意图保护的技术方案等因素，从整体上予以考量。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0

【裁判要旨】说明书对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没有作出特别界定的，应当首先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该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而非直接按照日常生活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可以结合有关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公知常识性证据，并可优选与涉案专利技术所属领域相近程度更高的证据予以确定。

16、主题名称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9

【裁判要旨】专利主题名称本身构成或隐含了具体技术特征，或者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所在的，其对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裁判要旨】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完整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后认为，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克服某项背景技术的技术缺陷，且其系以摒弃该背景技术方案的方式来克服该技术缺陷，则不应再通过认定等同侵权将含有该技术缺陷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裁判要旨】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于同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为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而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其就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循以下途径请求救济：一是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二是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至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选择以支付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或者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产品上标识有真实且指向明确的经营主体信息（企业名称、企业、销售热线、注册商标等），被诉侵权人不能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该标识指向的经营主体构成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20、涉及多物理实体的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判定中所谓的“全面覆盖原则”，是指同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应当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而不必然要求同一主体的行为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对于需借助多个物理实体才能完成的通信领域的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而言，不应因为任何一方制造者未完整实施专利技术方案而使其都得以免除侵权责任。关于制造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的认定，仍然应当判断该制造者是否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且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

21、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

【裁判要旨】专利权人主动向被诉侵权人提供并意图使其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但未披露其专利权，直至被诉侵权人实施完毕方才请求侵权救济，被诉侵权人主张其已获得专利权人默示许可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22、现有技术抗辩基础事实的合法性

23、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

【裁判要旨】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限于专利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具体包括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侵权产品或者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专利侵权产品的情形，原则上不包括使用专利方法的情形。

24、“三无产品”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产品无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标识，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25、使用租赁产品的合法来源抗辩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使用者能够证明其使用的侵权产品系付费租赁而来，租赁价格合理且符合商业惯例，专利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使用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26、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93

【裁判要旨】是否守法规范经营和谨慎理性交易可以作为合法来源抗辩主观要件审查的重要考量因素。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使用者曾向权利人购买使用涉案技术制造的产品并且依约负有相关技术保密义务，后又于专利授权后以明显低于权利人专利产品售价的价格向他人购买相同产品的，其对产品的权利瑕疵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使用者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注意义务的，对其合法来源抗辩可不予支持。

27、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禁令救济

【裁判要旨】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适用更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断是否判令停止侵害时，除考虑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外，还可以考虑涉案专利的性质、当事人的过错、涉案专利权的权利状态和判令附条件停止侵害的必要性，以及专利权人的利益保障方式等因素。当涉案专利在性质上属于实施强制性标准所无法避开的必要专利时，判令被诉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的隐私责任应当更为审慎，更应重点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失衡、损害赔偿是否能够充分弥补专利权人损失、停止侵害是否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

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停止侵害判决附加条件。如，在判令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停止侵害的同时，可以给予其修改技术方案的合理宽限期，或者可以明确其停止侵害的义务至其实际支付充分的损害赔偿或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时止。

28、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损害赔偿计算基础的选择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9

【裁判要旨】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权的损害赔偿计算基础，可以根据产品零部件与使用该零部件的产品整体的销售模式、零部件对于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程度、零部件与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多项专利技术方案以及相关的价格、销量、利润等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确定以零部件或者该零部件所属的产品整体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若有关侵权零部件产品为耗材且通常向终端用户单独销售，在产品整体中的功能和作用相对独立、与产品其他部件的协同作用不显著，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利润率等证据较为充分的，宜选择零部件产品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

29、侵权人对外宣称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依据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以侵权人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侵权人抗辩该经营规模属于夸大宣传、并非经营实绩，但未证据证明其实际侵权经营规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该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

30、侵权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871

【裁判要旨】侵权人与专利权利人就有关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纠纷达成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专利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主张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31、专利权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支出一般不属于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维权合理开支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165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专利权人请求将涉案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列为维权合理开支的，一般不予支持。

32、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仍可判令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产品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视情予以支持。该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使用者与其他侵权行为实施者同为被告时，维权合理开支的分担可以综合考虑其各自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或者关联程度、对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顺利开展是否造成阻碍、是否导致维权费用增加等因素来确定。

33、专利无效后对调解书已履行部分显失公平的认定

【裁判要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已经支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与许可使用费总额之比，明显高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前的许可期间与整个许可期限之比，当事人以不予返还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34、专利侵权协商中的非法证据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222

35、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时可引导当事人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24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案件中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者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视情采取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裁定中止协商、裁定驳回起诉等不同处理方式，具体处理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人民法院对涉案专利权稳定性程度的初步判断。为有效促进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人民法院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专利侵权案件当事人基于公平与诚信之考虑，自愿作出双方双向或者单方单向的利益补偿承诺或者，即：专利权利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则放弃依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享有的不予执行回转利益；被诉侵权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经确权程序被维持有效则赔偿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利息。当事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之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后续审理程序处理方式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37、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的审理范围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696

【裁判要旨】确认不侵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专利权利人明确其侵权警告所主张的具体权利要求；专利权利人主张多个权利要求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对原告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每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予以审理。原告以实施现有技术为由请求确认不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对争议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予以审理。

38、确认不侵权之诉中“在合理期限内提起协商”的认定

【裁判要旨】提起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协商”。所谓“合理期限”应当根据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及性质、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量侵权行为证据发现的难易程度和协商准备所需合理时间等予以确定；所谓“协商”包括可以实质解决双方争议、消除被警告人不安状态的各种类型协商，如侵权协商、确权协商等。

39、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的善良管理义务

【裁判要旨】PCT申请权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PCT申请效力终止的，应当对实际权利人承担赔偿损失的隐私责任；实际权利人亦有过错的，可以酌减赔偿数额。

40、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纠纷中发明人确认之诉和权属之诉的并案审理

【裁判要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的原告同时提出确认发明人之诉，有关发明人均参与协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一案中一并审理，也可以分立两案但作合并审理。

41、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奖励报酬支付主体的确定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请求支付奖励、报酬的权利，不应当因用人单位对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处分而受到损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不影响用人单位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

42、仿制药申请人4.2类与药品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性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905

【裁判要旨】仿制药申请人依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其申请的仿制药技术方案不落入被仿制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的，原则上应当针对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保护范围更大的权利要求作出，以保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国内上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了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时，仿制药申请人应当针对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权利要求作出。

43、药品专利链接协商中确定仿制药技术方案的依据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905

【裁判要旨】在药品专利链接协商中，判断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原则上应当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进行比对评判；仿制药申请人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与申报资料是否相同，一般不属于药品专利链接协商的审查范围。

44、药品专利链接协商参照适用“先行裁驳、另行起诉”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提起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后，涉案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但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尚未确定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为集中展示更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中的隐私理念、审理思和裁判方法，法庭从2022年审结的3468件案件中，精选61个典型案例，提炼75条裁判要旨，形成更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2），现予发布，供社会各界研究和参考。

一、专利行政案件

1、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裁判要旨】判断一项涉及商业方法的解决方案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技术方案，应当整体考虑权利要求限定的全部内容，从方案所解决的是否是技术问题、方案是否通过实现特定技术效果来解决问题、方案中手段的集合是依靠自然规律还是人为设定的规则获得足以解决问题的效果等方面综合评估。

2、专利申请权利要求新增专利申请文件隐含公开内容的修改超范围判断

3、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判断

4、更接近现有技术的选取

【裁判要旨】选取更接近现有技术的核心考虑因素是，该现有技术与发明创造是否针对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问题、拥有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目标；优选考虑因素是，该现有技术与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是否足够接近。关于技术方案是否接近的判断，一般可以考虑发明构思、技术手段等因素。其中技术手段的近似度可以主要考虑现有技术公开技术特征的数量。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特定现有技术方案是否具有获得发明创造的合理成功预期，通常并非确定本专利更接近现有技术的要件因素或者优选因素。

5、“合理的成功预期”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考量

【裁判要旨】“合理的成功预期”可以作为判断发明创造是否显而易见时的考虑因素。综合考虑专利申请日的现有技术状况、技术演进特点、创新模式及条件、平均创新成本、整体创新成功率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尝试从更接近现有技术出发并合理预期能够获得专利技术方案的，可以认定该专利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合理的成功预期”仅要求达到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有“尝试的必要”的程度，不需要具有“成功的确定性”或者“成功的高度盖然性”。

6、发明构思差异对改进动机及技术启示的影响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316

【裁判要旨】在采用“三步法”判断发明创造是否具备创造性的过程中，判断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会对更接近的现有技术产生改进动机以及是否有将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相结合的技术启示时，如果发明与更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有改进更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得到本发明的动机；如果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现有技术不存在将上述对比文件结合以得到本发明的技术启示。

7、新颖性宽限期的适用

【案】（2020）更高法知行终588

【裁判要旨】专利法关于新颖性宽限期中的“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规定，核心在于他人违背申请人意愿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具体判断时，可以综合考虑申请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即申请人主观上是否愿意公开或者是否放任公开行为的发生，客观上是否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使其发明创造不易被公众所知晓。他人违反明示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根据社会观念、商业习惯所应承担的默示保密义务，擅自公开发明创造内容的，构成违背申请人意愿，属于“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8、具有一定缺陷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实用性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68

【裁判要旨】实用性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但不要求其毫无缺陷；只要存在的缺陷没有严重到使有关技术方案无法实施或者无法实现其发明目的的程度，就不能仅以此为由否认该技术方案具备实用性。

9、零部件外观设计一般消费者的判断

【裁判要旨】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通常包括在产品交易、使用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或者会关注产品外观的人。如果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决定了其只能被作为组装产品的部件使用，该组装产品的更终用户在正常使用组装产品的过程中无法观察到部件的外观设计，则一般消费者主要包括该部件的直接购买者、安装者。

10、兼具功能性和美观性的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裁判要旨】当产品某个部位的设计非为功能唯一限定时，该部位设计对于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取决于一般消费者对其关注主要出于功能考虑还是美感考虑。如果一般消费者在产品正常使用时对该部位的关注主要出于相关功能而非视觉美感的考虑，则可以认定该部位的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难以产生显著影响。

11、专利权期限届满通知的可诉性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54

【裁判要旨】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专利权已因权利期限届满而终止的既定事实作出的专利权终止通知，并未对专利权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未实际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果，一般属于不可提起行政协商的行政行为。

12、许诺销售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人销售产品的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具体时，即可以认定其存在专利法所规定的许诺销售行为；该意思表示缺少有关价格、供货量以及产品批等可能影响合同成立的内容，并不影响对许诺销售行为的认定。

二、专利隐私案件

14、说明书中技术用语特别界定和具体实施方式的区分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0

【裁判要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需要准确识别说明书记载的相关内容属于对权利要求用语的特别界定还是该权利要求的具体实施方式。说明书对此有明确表述的，以其表述为准；没有明确表述的，应当综合考量发明目的、发明构思、相关用语所属权利要求意图保护的技术方案等因素，从整体上予以考量。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0

【裁判要旨】说明书对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没有作出特别界定的，应当首先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该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而非直接按照日常生活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可以结合有关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公知常识性证据，并可优选与涉案专利技术所属领域相近程度更高的证据予以确定。

16、主题名称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9

【裁判要旨】专利主题名称本身构成或隐含了具体技术特征，或者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所在的，其对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裁判要旨】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完整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后认为，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克服某项背景技术的技术缺陷，且其系以摒弃该背景技术方案的方式来克服该技术缺陷，则不应再通过认定等同侵权将含有该技术缺陷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裁判要旨】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于同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为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而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其就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循以下途径请求救济：一是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二是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至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选择以支付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或者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产品上标识有真实且指向明确的经营主体信息（企业名称、企业、销售热线、注册商标等），被诉侵权人不能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该标识指向的经营主体构成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20、涉及多物理实体的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判定中所谓的“全面覆盖原则”，是指同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应当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而不必然要求同一主体的行为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对于需借助多个物理实体才能完成的通信领域的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而言，不应因为任何一方制造者未完整实施专利技术方案而使其都得以免除侵权责任。关于制造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的认定，仍然应当判断该制造者是否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且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

21、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

【裁判要旨】专利权人主动向被诉侵权人提供并意图使其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但未披露其专利权，直至被诉侵权人实施完毕方才请求侵权救济，被诉侵权人主张其已获得专利权人默示许可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22、现有技术抗辩基础事实的合法性

23、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

【裁判要旨】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限于专利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具体包括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侵权产品或者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专利侵权产品的情形，原则上不包括使用专利方法的情形。

24、“三无产品”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产品无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标识，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25、使用租赁产品的合法来源抗辩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使用者能够证明其使用的侵权产品系付费租赁而来，租赁价格合理且符合商业惯例，专利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使用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26、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93

【裁判要旨】是否守法规范经营和谨慎理性交易可以作为合法来源抗辩主观要件审查的重要考量因素。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使用者曾向权利人购买使用涉案技术制造的产品并且依约负有相关技术保密义务，后又于专利授权后以明显低于权利人专利产品售价的价格向他人购买相同产品的，其对产品的权利瑕疵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使用者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注意义务的，对其合法来源抗辩可不予支持。

27、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禁令救济

【裁判要旨】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适用更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断是否判令停止侵害时，除考虑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外，还可以考虑涉案专利的性质、当事人的过错、涉案专利权的权利状态和判令附条件停止侵害的必要性，以及专利权人的利益保障方式等因素。当涉案专利在性质上属于实施强制性标准所无法避开的必要专利时，判令被诉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的隐私责任应当更为审慎，更应重点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失衡、损害赔偿是否能够充分弥补专利权人损失、停止侵害是否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

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停止侵害判决附加条件。如，在判令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停止侵害的同时，可以给予其修改技术方案的合理宽限期，或者可以明确其停止侵害的义务至其实际支付充分的损害赔偿或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时止。

28、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损害赔偿计算基础的选择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589

【裁判要旨】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权的损害赔偿计算基础，可以根据产品零部件与使用该零部件的产品整体的销售模式、零部件对于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程度、零部件与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多项专利技术方案以及相关的价格、销量、利润等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确定以零部件或者该零部件所属的产品整体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若有关侵权零部件产品为耗材且通常向终端用户单独销售，在产品整体中的功能和作用相对独立、与产品其他部件的协同作用不显著，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利润率等证据较为充分的，宜选择零部件产品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

29、侵权人对外宣称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依据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以侵权人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侵权人抗辩该经营规模属于夸大宣传、并非经营实绩，但未证据证明其实际侵权经营规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该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

30、侵权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871

【裁判要旨】侵权人与专利权利人就有关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纠纷达成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专利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主张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31、专利权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支出一般不属于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维权合理开支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165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专利权人请求将涉案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列为维权合理开支的，一般不予支持。

32、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仍可判令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产品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视情予以支持。该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使用者与其他侵权行为实施者同为被告时，维权合理开支的分担可以综合考虑其各自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或者关联程度、对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顺利开展是否造成阻碍、是否导致维权费用增加等因素来确定。

33、专利无效后对调解书已履行部分显失公平的认定

【裁判要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已经支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与许可使用费总额之比，明显高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前的许可期间与整个许可期限之比，当事人以不予返还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34、专利侵权协商中的非法证据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222

35、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时可引导当事人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24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案件中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者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视情采取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裁定中止协商、裁定驳回起诉等不同处理方式，具体处理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人民法院对涉案专利权稳定性程度的初步判断。为有效促进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人民法院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专利侵权案件当事人基于公平与诚信之考虑，自愿作出双方双向或者单方单向的利益补偿承诺或者，即：专利权利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则放弃依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享有的不予执行回转利益；被诉侵权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经确权程序被维持有效则赔偿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利息。当事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之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后续审理程序处理方式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37、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的审理范围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696

【裁判要旨】确认不侵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专利权利人明确其侵权警告所主张的具体权利要求；专利权利人主张多个权利要求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对原告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每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予以审理。原告以实施现有技术为由请求确认不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对争议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予以审理。

38、确认不侵权之诉中“在合理期限内提起协商”的认定

【裁判要旨】提起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协商”。所谓“合理期限”应当根据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及性质、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量侵权行为证据发现的难易程度和协商准备所需合理时间等予以确定；所谓“协商”包括可以实质解决双方争议、消除被警告人不安状态的各种类型协商，如侵权协商、确权协商等。

39、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的善良管理义务

【裁判要旨】PCT申请权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PCT申请效力终止的，应当对实际权利人承担赔偿损失的隐私责任；实际权利人亦有过错的，可以酌减赔偿数额。

40、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纠纷中发明人确认之诉和权属之诉的并案审理

【裁判要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的原告同时提出确认发明人之诉，有关发明人均参与协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一案中一并审理，也可以分立两案但作合并审理。

41、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奖励报酬支付主体的确定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请求支付奖励、报酬的权利，不应当因用人单位对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处分而受到损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不影响用人单位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

42、仿制药申请人4.2类与药品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性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905

【裁判要旨】仿制药申请人依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其申请的仿制药技术方案不落入被仿制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的，原则上应当针对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保护范围更大的权利要求作出，以保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国内上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了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时，仿制药申请人应当针对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权利要求作出。

43、药品专利链接协商中确定仿制药技术方案的依据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905

【裁判要旨】在药品专利链接协商中，判断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原则上应当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进行比对评判；仿制药申请人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与申报资料是否相同，一般不属于药品专利链接协商的审查范围。

44、药品专利链接协商参照适用“先行裁驳、另行起诉”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提起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后，涉案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但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尚未确定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

45、审批机关未保存标准样品的无性繁殖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确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782

【裁判要旨】对于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的果树作物，授予植物新品种权时审批机关并未保存其标准样品的，品种权授权审查过程中作为授权机关现场考察对象的母树，以及该母树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所得的其他个体，均可以作为确定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

46、杂交玉米品种与其亲本品种的亲子关系认定

【裁判要旨】在玉米育种生产实践中，使用不同的亲本通过杂交选育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的几率通常很小。如果品种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与使用授权品种作为父本或者母本杂交选育的杂交种构成基因型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可以初步推定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的可能性较大。

47、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已知品种的确定

【裁判要旨】在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确定在先的已知品种的目的是固定比对对象，即比较该申请品种与递交申请日以前的已知品种是否存在明显的性状区别。因此，特异性判断中的已知品种，不能是申请授权品种自身。与特异性的判断标准不同，新颖性判断则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自身作为考察对象，判断其销售推广时间是否已超规定时间。

48、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判定

【裁判要旨】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其他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生产者销售其生产所得繁殖材料的行为，系其侵权生产行为的自然延伸，势必导致侵权生产行为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品种权人请求判令侵权生产者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品种权人能够证明生产者之外的销售者明知所售繁殖材料系由他人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所得，请求判令其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销售者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停止销售。

49、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行为的侵权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435

【裁判要旨】品种权人主张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的行为构成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体性质、行为目的、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被诉侵权人以育种、育苗为业，种植种苗并实施了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可以认定其种植行为系为获取商业利益而非出于私人的非商业目的，该种植行为构成生产、繁殖行为。

50、品种权人请求以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害的处理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211

【裁判要旨】多年生果树品种权人请求以给付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害的，既有利于避免资源浪费，又有利于实现果树种植的经济效益，应予肯定和鼓励。在确定许可使用费时，一般可以考虑同时期的可比许可使用费情况，妥善平衡品种权人合法权益和种植者合理预期利益。

51、杂交品种亲本植物新品种权对侵权获利的贡献率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783、789

【裁判要旨】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生产其他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获利计算，应当考虑授权品种对于侵权利润的贡献率。亲本均为授权品种的，贡献率一般可以平均分配；部分亲本为授权品种，其他亲本不受品种权保护的，授权品种的贡献率可以视情酌定为100%。

52、侵权繁殖材料灭活处理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裁判要旨】责令采取灭活措施与赔偿损失均为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二者并非排斥适用的关系。侵权繁殖材料被灭活处理，在效果上能够减少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但生产侵权繁殖材料的行为本身即已构成对品种权的侵害，势必会挤占品种权人的场空间，即便侵权繁殖材料因被灭活处理更终没有流入场，也不意味着品种权人没有因其场被挤占而遭受损失，侵权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技术秘密案件

53、杂交种的亲本构成商业秘密保护的对象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47

54、以图纸作为技术秘密载体时技术秘密内容的确定

【裁判要旨】图纸可以作为技术秘密的载体，依据图纸可以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的内容和范围。权利人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人民法院不能简单以原告未明确图纸中的哪些具体信息属于技术秘密为由而裁定驳回起诉。

55、作为技术秘密保护的技术方案的认定

56、育种材料保密性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147

【裁判要旨】育种材料生长依赖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需要田间管理，权利人对于育种作物材料采取的保密措施难以做到万无一失。有关保密措施是否合理，需要考虑育种材料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防止被泄露的防范程度为宜。制订保密制度、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扩散、对繁殖材料以代称之等，在合适情况下均可构成合理的保密措施。

57、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主观过错的三种主要情形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从主观过错角度，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其一，共同故意实施的行为；其二，共同过失实施的行为；其三，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结合实施的行为，即数个行为人虽主观过错程度不一，但各自行为相结合而实施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具备其一，即可认定构成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58、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共同故意侵权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构成共同故意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不以各参与者事前共谋、事后协同行动为限，各参与者彼此之间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先后参与、相互协作，亦可构成共同故意实施被诉侵权行为。各被诉侵权人具有侵害技术秘密的意思联络，主观上彼此明知，各自先后实施相应的侵权行为形成完整的技术秘密侵权行为链，客观上分工协作的，属共同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应当判令各被诉侵权人对全部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59、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制造者的停止销售责任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当制造者使用的技术秘密为制造特定产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且该产品为使用该技术秘密所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因其销售该产品的行为显属同一侵权主体实施制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权利人主张该制造者停止销售使用该技术秘密所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60、技术秘密侵权人销毁技术秘密载体的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在权利人证明相应技术秘密载体存在的情况下，对权利人提出的要求侵权人销毁持有的技术秘密载体的协商请求，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载体的性质、技术秘密的内容等情况对侵权人销毁其持有的技术秘密载体的具体方式以及履行期予以指明。被诉侵权生产系统既是承载技术秘密的重要载体，也是侵权人可能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重要工具，销毁承载有该技术秘密的被诉侵权生产系统既是停止侵害的应有之义，亦可有效预防侵权人继续使用其上所承载的技术秘密以及在该生产系统上使用该技术秘密中的生产工艺。销毁有关设备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

61、侵害技术秘密赔偿约定的认定与处理

【裁判要旨】技术秘密权利人与职工经协商在保守商业秘密条款中就侵权责任的方式、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作出的约定，属于双方就未来可能发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达成的事前约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侵害技术秘密赔偿数额时可以将之作为重要参考。

62、技术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确定中的商业机会因素考量

【裁判要旨】对于侵权人存在明显过错且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认定或者根据具体案情可以推定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直接决定了侵权人商业机会的获得或者权利人商业机会的丧失的，原则上可以将侵权人的全部获利作为侵权获利。

五、垄断案件

63、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反垄断审查

【裁判要旨】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如与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缺乏实质关联，所涉产品超出涉嫌侵权的产品范围，其核心并不在于保护和行使专利权，而是以行使专利权为掩护，实际上追求分割销售场、限制商品生产和销售数量、固定价格等效果的，可以认定为横向垄断协议。

64、反垄断行政处罚决定在后继隐私赔偿协商中的证明力

【裁判要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被提起行政协商或者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原告在相关垄断隐私纠纷案件中据此主张该垄断行为成立的，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65、存量住房买卖经纪服务相关场的认定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3

【裁判要旨】基于在竞争主体、服务对象和内容、佣金收取方式、行业规范要求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无论从需求替代还是从供给替代的角度分析，对于存量住房买卖经纪服务相关场而言，存量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存量非住房买卖经纪服务、新建住房买卖经纪服务、存量房买卖自行成交等，一般对其不构成紧密替代。

66、中介服务场份额的评价指标

【案】（2020）更高法知民终1463

【裁判要旨】经营者在相关场的场份额，可以根据被诉垄断行为发生时经营者一定时期内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生产能力或者其他指标在相关场中所占的比例确定。就中介服务场而言，经营者实际撮合交易的数量，及其所掌握的潜在交易者信息，一般是评价其场力量的恰当指标。经营者本身的机构规模、雇员数量等仅仅能够反映其服务规模，可以作为经营者财力和技术条件等的考量指标，但原则上不宜直接作为场份额的评价指标。

67、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29

【裁判要旨】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存在一致性场行为，且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共谋的，可以推定其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协同行为，但经营者能够对一致性场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证明其系根据场和竞争状况独立作出有关场行为的除外。

68、共同场支配地位认定中行为一致性的考量

【裁判要旨】认定共同场支配地位时，除考察场份额外，还应当考察多个经营者是否就相关商品或者服务采取相同行为，体现出行为一致性。

69、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的反垄断审查

【裁判要旨】体育赛事组织者基于其组织赛事、依据法规规定取得的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隐私权利所呈现的独家性和排他性属于权利自身的内在属性。由该权利内在的排他属性所形成的“垄断状态”本身，并非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体育赛事组织者行使其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权利时进行公开招标投标，其他经营者据此取得该独家经营的授权，实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原则上不宜认定该经营权的独家授予属于滥用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70、公用事业经营者隐性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395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上的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是明示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隐含的、间接的。具有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为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经营者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对于场竞争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其在相关交易中只推荐特定交易对象或者只公开特定交易对象的信息，交易相对人基于上述情势难以自由选择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的，通常可以初步认定其实质上实施了限定交易行为。

71、限定转售商品更低价格纵向垄断协议的损害赔偿

72、限定交易行为造成损失的认定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395

【裁判要旨】当事人主张因滥用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的，应当证明限定交易情形下的实际价格高于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合理交易价格的差额。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差额，亦未能提出具体差额计算方法，或者不存在或难以确定可供对比的合理交易价格，导致具体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酌定赔偿数额。

73、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场竞争机制，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和促进竞争。其对消费者的保护着眼于竞争行为是否损害了保障消费者福利的竞争机制，既不以某一行为是否为消费者所满意作为判断标准，也不刻意保护某一具体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认为因经营者销售相关商品违反价格法等相关规定，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原则上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其他保护自己的权益。

74、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上一年度”的确定

【案】（2022）更高法知行终29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的“上一年度”，通常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启动调查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垄断行为在启动调查时已经停止的，“上一年度”则通常为垄断行为停止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如果垄断行为实施后于当年内停止，则垄断行为实施的会计年度可以作为该“上一年度”。即，原则上“上一年度”应当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更接近、事实上更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

六、协商程序

75、协商过程中对专门性问题是否需要进行鉴定的考量

【案】（2022）更高法知民终541

【裁判要旨】协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隐私鉴定并不必然启动鉴定程序，人民法院仍应当根据对相关事实的认定需要作出是否启动鉴定程序的决定。对此一般应当着重从以下四方面予以审查：一是关联性，即申请鉴定的事项与案件有待查明的事实是否具有关联；二是必要性，即是否必须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或者专门方法才能查明相应的专门性问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的举证、质证手段仍然对专门性问题无法查明；三是可行性，即对于待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是否有较为权威的鉴定方法和相应有资质的鉴定人，是否有明确充分的鉴定材料；四是正当性，即鉴定申请的提出是否遵循了相应的隐私协商规则，在启动鉴定之前是否已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以确保程序上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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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不认孩子又拒做亲子鉴定，法院：推定亲子关系成立

广州日报

广东一对恋人相恋3个月便以分手告终。之后，女方一纸诉状将男方告上法院，要求判决两人同居期间所生小孩的抚养权归她所有，男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以及剖宫产费用。对此，男方声称孩子不是他的，但又拒绝做亲子鉴定。

记者今日获悉，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均确认男方为小孩的亲生父亲，应支付抚养费等。

阿秀为此将阿龙告上法院，诉请二人同居期间所生孩子的抚养权归阿秀所有，并由阿龙支付小荣自出生之日起的抚养费，同时由阿龙支付剖宫产下孩子的费用9000元。

庭审中，阿秀称摆酒后即到阿龙家与阿龙同居生活三个月，但阿龙否认与阿秀有同居生活，且不同意对小荣是否为其亲生儿子进行DNA亲子鉴定。经法院二次明确释明不同意进行DNA亲子鉴定的后果后阿龙仍拒绝做亲子鉴定。

对小荣的抚养权问题，由于小荣一直由阿秀带在身边生活，小荣由阿秀抚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故对阿秀主张由其抚养小荣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

阿龙不服提起上诉，梅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二、江苏男子发现大娃非亲生起诉离婚，妻子拒绝鉴定二娃，被判赔21万

结婚六年，育有两子，结果被告知两个儿子都不是他的，江苏省无锡的李先生很难不感到不感到头晕目眩。

事实上，在2011年1月登记结婚前，李先生与刘女士相恋了一年，也曾度过一段热恋期，觉得彼此合适，于是步入了婚姻生活，同年12月，刘女士产下了大儿子，给这个家庭也带来了许多欢乐。

不过李先生很清楚，两人的感情已经不在了，日子也过得平平淡淡，但生活本来就不是充满激情，虽然没有炽热的爱情，可也有温馨的亲情，这段婚姻便维持了下去，2014年11月，刘女士产下了第二个儿子。

到这时，李先生与刘女士的婚姻还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至少李先生还没有去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和刘女士离婚。

结果显示，大儿子与李先生并没有血缘关系。李先生顿感晴天霹雳，当即就质问了刘女士，双方闹得都不愉快，平淡的生活被打破，风雨来袭，李先生欲哭无泪。

而刘女士一开始还很同意对两个儿子做亲子鉴定，不过正式做鉴定前，刘女士又反悔了，仅同意了对大儿子做亲子鉴定，坚决不同意小儿子。鉴定结果则显示，大儿子与李先生没有血缘，非李先生亲生子。

虽然小儿子没有做亲子鉴定，但并不能说明小儿子就是李先生的亲生子。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女士在与李先生的婚姻存续期间欺了李先生，生下了不是李先生的孩子，令对孩子本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李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了孩子，需承担赔偿责任。

另结合刘女士拒绝对小儿子做亲子鉴定的情形，虽不能确认小儿子是不是李先生的亲生子，但推定小儿子与李先生不存在亲子关系。

在本案中，涉及到了夫妻之间的一个忠实义务，以及“欺诈性抚养”。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还是今年起施行的，都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相互负有忠实义务”，因此刘女士的行为违法，对李先生构成侵权。

刘女士明知孩子不是李先生的，但却没有告知，故意隐瞒或欺，让李先生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义务，付出了财力和精力、感情，该种情节被称之为“欺诈性抚养”。因此李先生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予以支持，但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法院也会综合考虑，包括刘女士的经济实力和当地的经济状况。

而根据法典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隐私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推定小儿子与李先生无亲子关系之前，刘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违反了忠实义务，大儿子与李先生无亲子关系。

更后，法典施行后，对于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起多出了一条情形，即：有其他重大过错。结合案情以及案件情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婚外情，在以往，以丈夫婚外情、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为由请求损害赔偿，极有可能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但法典实施后，考虑到婚外情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会对该项损害赔偿予以认可。

欺诈性抚养也是属于“其他重大过错”的范围内，不过虽然李先生获得了金钱上的赔偿，但经历此事，可能心中也会蒙上一阴影，需要时间的治愈。

三、父亲要做亲子鉴定 9岁女儿反对有效

河北省河间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典型案件，案件中，夫妻双方均申请亲子鉴定，但9周岁的女儿认为父女关系良好，拒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协商请求。该案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更大化原则，切实保护了未成年人利益。

庭审中，李某也不能确定小娜与张某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因此，张某提出亲子鉴定申请，李某也表示同意。但是，小娜认为父亲张某对自己非常好，并坚称张某就是自己的父亲，不能容忍任何怀疑。庭审后，小娜通过信函向法院明确表示拒绝配合亲子鉴定。

原告张某认为，更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安康人民〉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应推定确认其与小娜不存在亲子关系。

该案主审法官认为，亲子鉴定工作关乎亲情伦理，一旦启动，可能会给当事人和孩子甚或多个家庭带来不可预料的感情冲击，也可能造成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审判实务中，对亲子鉴定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为了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更大化，亲子鉴定的启动应该有必要的限制，在当事人双方同意而未成年子女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应当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当事人协商权利之间做好平衡，当二者出现冲突而无法调和时，应优先考虑前者，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向倾斜。

法官提醒，亲子鉴定需要未成年人的配合，法院不能强制其进行亲子鉴定，以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抵制亲子鉴定时，不能依据当事人的怀疑而简单推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本案中，未成年人利益更大化原则是审判的首要考虑因素，小娜已满9周岁，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在决定是否进行亲子鉴定的问题上，应当对其意思表示给予一定的重视。

四、成年子女不同意亲子鉴定的不得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

——重庆四中院判决杨某甲诉万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方当事人仅是怀疑自己与子女不存在亲子关系而未提供必要的证据，而子女已经成年又明确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不宜强制该子女配合鉴定，也不能依据当事人的怀疑认定亲子关系不存在。

案情

裁判

重庆黔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甲申请对杨某乙与其不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但杨某乙明确表示不愿意做亲子鉴定，杨某甲主张杨某乙与其不存在亲子关系无法完成举证，故不能适用举证倒置确认万某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更无法推定杨某甲的主张成立。杨某甲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杨某乙不存在亲子关系，属举证不能，遂判决驳回杨某甲的协商请求。

杨某甲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杨某乙已成年，对于是否进行亲子鉴定必须经由其本人同意，而杨某乙明确表示不予做亲子鉴定，杨某甲又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杨某乙可能与其不存在亲子关系。因此，对杨某甲进行亲子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杨某甲对万某提出支付抚养费以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均是建立在杨某乙不是其亲生子的基础之上，现杨某甲无证据证明其与杨某乙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能否推定杨某甲与杨某乙之间的亲子关系不存在。

1、“推定”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适用

根据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可以看出，在亲子关系的认定上，赋予了裁判者“推定”的权利，即在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另一方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亲子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如此规定，让裁判者在双方当事人意见不一致，又无法进行技术鉴定时，有了裁断的依据。但是，如果原告仅是怀疑自己与子女不存在亲子关系而未提供必要的证据，被告又明确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不予支持其协商请求。

亲子鉴定是确认父母与子女之间亲缘关系的技术性手段，而亲缘关系的认定直接关系着家庭道德、伦理关系和个人隐私问题。在缺乏相反证据证实和一方当事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推定。同时，因亲子关系的认定涉及到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以推定的方式认定亲子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其结果必然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评价，甚至对被鉴定者产生影响，因此，在隐私实践中，对于“推定”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在一方当事人提出明确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可能存在或者可能不存在，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如果一方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前述要求的，则不能适用推定。

2、被鉴定人的意见在亲子鉴定中的作用

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是针对协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意见，未规定对被鉴定人意见的征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但是被鉴定人却明确拒绝鉴定，对于此种情况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在离婚案件中，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参照该规定，在进行亲子鉴定时，对已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进行亲子鉴定，需要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本案中，杨某甲提出亲子鉴定申请，但是经法庭审查，其与万某在婚姻关系存续两年后才生育子女，从时间上推算，该子女应当是二人的婚生子。杨某甲提出万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他人有不正当关系，所生的子女并非是其亲生子，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虽万某同意进行鉴定，但是被鉴定人杨某乙明确拒绝亲子鉴定。因此，对杨某甲提出的应推定该子女不是其亲生的理由不成立。

3、本案不得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

综上，当被鉴定人已成年，有了一定社会交往的情况下，亲子关系的认定直接与其人际交往、个人情感归宿相关联，是否做亲子鉴定必须征得被鉴定人的同意。在没有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时，不得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

案例编写人：重庆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段成一  杨 伟

五、成年子女可以起诉请求确认与父母存在亲子关系，不能提出否认与父母存在亲子关系之诉

以案释法：瑞安首次适用审结一起成年子女提起的亲子关系确认之诉

【案件简介】

现在黄某想要儿子姓程，他就必须得先把自己的姓改回来，他儿子才能跟着他姓程。而黄某若要更改姓氏，需要凭着法院出具的确认亲子关系判决书前往公安部门办理。但按当时施行的婚姻家庭相关规定，黄某已经成年，其与父亲程某之间的身份关系如何确认，在上存在争议。

1月6日，黄某拿着亲子鉴定报告来到法庭，经办法官联系上黄某的父母程某、李某，双方均表示情况属实，希望尽早开庭办理此事。

1月7日，瑞安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判决确认被告程某系原告黄某的生物学父亲。

终于，黄某成功找回遗失二十余年的姓氏，也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取名上户。

【法官说法】

完善后的婚姻家庭规范，明晰了亲子关系确认的途径，使得类似于本案中黄某所苦恼的身份关系确认问题能得到妥善处理，对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

案例二：成年子女不能提出否认与父母存在亲子关系之诉

法院判决结果：裁定驳回李建宽的起诉。分析解答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亲子关系不仅是一种事实状态，还涉及权利和义务，因此需手段的保护和监督。千零七十三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协商，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协商，请求确认亲子关系。”该条对于提起亲子关系的协商主体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父母或者子女都可以提起亲子关系之诉，但是父母和子女的协商权利是不同的。父母既可以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之诉，也可以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而成年子女只能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之诉，不能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本案中李建宽作为成年子女，不具有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的协商主体资格。

如此规定是为保护老年人利益，避免成年子女借机逃避赡养义务。就本案而言，李建宽由李双军抚养成人，且李双军无其他子女。即便二人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在李双军抚养李建宽成年后，李建宽应当负有赡养义务。但多年来李建宽对于李双军多有不满，若赋予李建宽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的权利，李双军很可能面临无人赡养的惨境。因此，为防止出现成年子女在否认亲子关系后不再对原意义上的父母承担赡养义务的情形，对此作了限制，不允许成年子女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

六、非婚生子欲继承遗产，同父异母兄妹没有义务配合做亲子鉴定。

基本案情

陆某某（男）以其系已去世李某的非婚生子为由，将李某的妻子张某、儿子小荣（化名）及女儿小娟（化名）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李某遗产。作为继承人之一的张某到庭应诉，认为陆某某系觊觎财产而捏造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其协商请求。庭审中，陆某某的母亲到庭陈述陆某某是四十八年前其与李某恋爱期间所育。由于被继承人李某已经去世五年，陆某某要求与李某的婚生子女小荣或小娟做近缘性隐私鉴定，否则应当推定陆某某所主张身份关系的成立。

溧阳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继承协商相对方为陆某某与被继承人李某的妻子及儿女，而非李某本人。推定亲子关系的规则仅能适用于亲子关系协商的相对方，不能随意扩大适用主体的范围，李某的婚生子女无义务配合陆某某做亲子鉴定。陆某某未能举证证明其为被继承人李某的合法继承人，遂判决驳回陆某某的协商请求。

安康说法

法规

千零七十三条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协商，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

千零七十一条　【非婚生子女的权利】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七、同父异母哥哥去世 弟妹起诉确认侄子与哥哥没有亲子关系

继承人是否有权利确认非亲子关系

——河南洛阳西工区法院判决张建水等诉张玉龙确认非亲子关系纠纷案

裁判要旨

离婚后原具有夫妻关系的一方死亡，其继承人有权提起确认非亲子关系之诉。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另一方认可亲子关系不存在但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案情

张建明与刘春梅经人介绍认识，于2009年9月29日登记结婚。同年12月31日，刘春梅生育一子，取名张玉龙。刘春梅于2014年1月8日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与张建明的婚姻关系，张玉龙由其抚养且不要求抚养费。庭审中，刘春梅自认张玉龙非张建明之子，张建明提出亲子鉴定申请，但刘春梅拒绝配合。同年3月31日，经法院判决，张建明与刘春梅离婚，张玉龙由刘春梅抚养，张建明不需支付抚养费。双方服判，均未上诉。同年10月26日，张建明因事故死亡。张建明的父母均已去世，张建水、张彩英、张彩丽与张建明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与事故责任方协商赔偿事宜的过程中，刘春梅作为婚生子张玉龙的法定代理人，称张玉龙非张建明亲生子，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导致赔偿问题久拖不决。张建水、张彩英、张彩丽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张玉龙和张建明之间不具有亲子关系。协商过程中，被告张玉龙之母刘春梅辩称张玉龙非张建明的亲生子，与张家没有血缘关系。在张建明的尚未火化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形下，刘春梅坚决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

裁判

河南省洛阳西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确认非亲子关系纠纷。隐私解释（三）第二条款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虽然上述隐私解释规定提起非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主体为夫妻一方，但张建明及其父母均已去世，本案三原告作为张建明的兄弟姐妹，有权利提起本案之诉。三原告向法院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提供刘春梅自认张玉龙不是张建明亲生子的隐私判决书加以证明，且三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了亲子鉴定申请，而被告法定代理人刘春梅既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又自认张玉龙不是张建明的亲生子，同时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法院不能通过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故法院依法推定三原告的主张成立。法院判决：被告张玉龙与张建明亲子关系不存在。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1、关于协商主体资格

虽然隐私解释（三）第二条款规定，提起非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主体为夫妻一方，但该解释是针对适用所产生的问题，故对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主体表述为“夫妻一方”。现实生活中，存在离婚后原具有夫妻关系的一方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情形或本案中一方去世的情形，这种情形下能否确认主体资格的适格？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隐私权利的限制，应当由而不是隐私解释作出规定，因此，该解释中出现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主体的表述，不应机械地理解为提起协商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夫妻一方，在夫妻一方死亡等特殊情形下，继承人有权利提起确认非亲子关系之诉。目前，我国没有亲属法，但是根据和继承法等相关规定，可以确认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适格，这不仅弥补了上的空白，同时也是人伦道德的体现，具有突破性。

2、关于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是亲子关系协商中更重要也是更直接的证据。更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三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的，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但什么才是必须进行亲子鉴定的，能否强制鉴定，强制鉴定的条件是什么，目前没有规定。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亲子鉴定牵扯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应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原则出发，不能简单地在一方提出鉴定申请、另一方拒绝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对亲子关系的存在与否进行推定，即在确认亲子关系的协商中，原告应承担与其协商请求的权重相适应的证据，但另一方认可亲子关系不存在且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可进行推定。

3、关于自认规则的适用与例外

更高人民法院关于隐私协商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款规定了自认不包括对身份关系的自认。但笔者认为，对于否定亲子关系且拒绝亲子鉴定的自认，应纳入自认规则以内，否则在离婚协商或亲子关系协商中，当事人欲证明非亲子关系，在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必须提供除自认之外的必要证据，这将过度加重原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刘春梅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法院不能通过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但三原告在举证时限内提出了亲子鉴定申请，并证实刘春梅在离婚协商及确认非亲子关系协商中均自认张玉龙不是张建明的亲生子，即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此时，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一方，作为张玉龙的法定代理人刘春梅拒绝做亲子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因涉及隐私，文中当事人均用化名）

案例编写人：河南省洛阳西工区人民法院 吴可征 殷春昱

八、离婚后发现子女非亲生 是否可以变更抚养权（转载自网络）

离婚后发现子女非亲生，是否可以变更抚养权?黄某因女儿长得不像自己，于是带女儿去做亲子鉴定，发现自己并非“女儿”的亲生父亲，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变更子女抚养权，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下面详细介绍。

案情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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